论监察调查三类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及其程序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及《监察法》的制定,使得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贯通,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相衔接,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有所扩大。在监察机关的内部,由监督调查室统一行使对于违纪、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调查权,但三类案件的证据(明)标准存在差异。为了不让监察证据"零门槛"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确立违纪、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二元调查程序,将监督调查室的内部进行进一步划分,从而使其分别履行调查职能:首先,监察机关在立案时应进行有效地筛选和审查;其次,违纪、职务违法调查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被调查对象可能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时,应及时与职务犯罪调查部门进行有效地沟通,必要时应进行转移;最后,职务犯罪调查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第二次调查程序的,应当重新进行调查,但要注意避免形式化。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

数据化的统一证据标准是基于不同类型案件构建完整证据链条之需要而开发的,由公检法三机关统一适用,且被嵌入到数据化程序系统中的证据标准。其设定目的是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实现一定程度的具体化。数据化是其本质特征,统一化是其派生特征。这一标准的创新实践打通了一定区域内公检法办案流程,代表了证据标准改革的方向,丰富了相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针对司法决策的纠偏机制。然而,当前我国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此类标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是刑事诉讼各环节真正统一的标准,亦不完全是基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标准。我国应当继续证据标准数据化的改进,并推出配套的制度。     

基于顾客满意的b2c在线销售商务模式的设计及实施研究

尽管传统b2c有与其他模式融合的走势,但b2c模式的本身,仍蕴涵着无穷的潜力,目前有些b2c在线销售商务模式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要想获取更大的成功,还需要解决一些影响b2c在线销售成功的未解难题。可以考虑从服务环节、渠道价值环节和购买者价值环节、整合程度创新、模式组合的角度,提高b2c电子商务模式的核心竞争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解放思想——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

1979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此文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民生新闻导向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民生新闻包括了媒体对新闻报道内容的选择标准,体现着报道者的立场、态度和出发点,蕴涵着媒体对自身社会功能的认识。目前,民生问题被众多媒体所追逐,出现了民生新闻热,民生新闻在党和政府与受众之间搭建桥梁,进而给民意话语权一个表达的渠道,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各家媒体纷纷在重要版面、时段、界面开辟栏目、组织策划、安排话题,使民生新闻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为了使民生新闻发挥更好的作用,在民生新闻的采编上要注意把握导向,具体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浅识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迫切需要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保证从源头开始实施素质教育。《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下简称《课标》)就在这种改革洪流中应运而生,它是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基本准则。要实施数学新课程改革,首先就得准确解读《课标》,充分理解《课标》精神。下面谈谈我对《课标》的一些肤浅认识。     

刑事初查制度的问题检视、原因分析及路径优化

刑事初查是刑事侦查权事实上的启动环节,但没有被纳入法定刑事立案范畴,日常监督机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有案不立”。刑事初查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粒扣子”,运行不当会使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失灵,导致侦查机关徇私枉法或者滥用职权。公共选择理论可以成为分析刑事初查制度缺陷的理论工具,从而发现该制度存在的“理性”漏洞,以及可能对以人民为中心侦查理念的背离。将刑事初查融入刑事立案环节是剔除刑事初查制度中的“个体理性”的可选路径,主要措施包括：推动国家立法,明确刑事初查启动侦查权的法律渊源;重设刑事立案条件,降低立案门槛;强化监督,防止滥用刑事初查权。     

中外刑法史中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

综观中外刑法史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乏科学合理之处可资借鉴。本文对此予以全面考察和梳理,并对相关制度规定进行提炼和概括。包括,首开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之先河的“三赦”制度、不适用死刑、追究刑事责任的身高标准、追究刑事责任的基准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等。对这些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对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立法有重要意义。     

论国债回购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改进

国债回购风险控制规则必须在现行交易规则风险控制规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债回购法律推定规则、经纪合同规则和风险责任规则。     

关于戏仿构成合理使用的研究

伴随著作权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其与作者享有的专有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容忽视,较为典型的是戏仿问题。戏仿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一直有争议,戏仿者的权利内涵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变革性使用规则的确立为戏仿构成合理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立足国内合理使用制度及戏仿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提出了戏仿构成合理使用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