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之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行政立法的法治化也是行政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中国行政立法的最大弊端在于其程序的随意性、隐秘性和不可预知性,而全球贸易规则恰恰最强调行政行为的法定性、透明性和可预知性。为此,就有必要建立与世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从中国行政立法程序及完善动因、全球贸易规则对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控制和建立与世贸规则要求相适应的行政立法程序三个层面探讨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完善。     

小议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侦查机构权力过大,得不到有效制约,而屡屡发生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为此,我们应当构建一种能够有效制约侦查权力的司法机制,以实现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制度的建构及中国的应对析论

服务贸易领域保障措施立法是近年来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新领域.在国际上,围绕着服务贸易总协定ESM的建构引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激烈争论,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和立场.提出我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紧急保障措施建构中所应采取的立场,分析我国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立法的成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服务贸易保障措施立法的一些建议.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     

法律援助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以《法律援助法》的颁布为视角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步入法治化时代,并开启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时代。该法蕴含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强化了政府义务,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与范围,凸显了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保障与监督。     

长江下游水域治安管理现状及对策

当前长江下游水域治安问题突出,侵财性案件较多;非法采砂的行为屡禁不绝;群体性事件和水上治安灾害事故突出。在治安管理过程中面临着执法依据不全、管理体制不顺、水上警务保障不足的困境。     

对土地私有化之批判——兼论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市场的国家垄断,必然蚕食大批的土地,使广大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如何解决土地锐减和农民生存的矛盾,如何发挥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有人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观点.认为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流转的法律创新,是唯一符合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脉络、特色与适用重点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推进反有组织犯罪工作法治化、长效化的一部重要法律,需准确理解和适用。在立法脉络上,该法统筹了预防和治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关部门参与、多措并举与多方协同、境内和境外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在立法特色上,该法对于引导和鼓励各类主体、未成年人保护、专门办案与执行措施、特殊主体保护措施予以特别关注。适用该法应把握新协同机制、专门办案与执行措施、关联行政处罚、重点群体制裁、特殊主体保护措施的适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保障

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将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