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为本 共建和谐安徽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切实加强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在立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在通过立法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和谐安徽建设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重要进展则让人印象尤为深刻。     

中国古代立法崇古倾向探微

中国古代立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崇古意识,从以古制入法、以古礼释法和以古礼品评今法等方式表现出来。崇古倾向具有使立法显示正统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等现实功能。崇古倾向的影响体现为礼法融合、以秩序为最高立法价值,从而导致法典体例的保守,民商法等部门法典难以生成以及对外来法律文化的排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立法中崇古倾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崇古意识,其深层根源则在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武汉市工会创建首家农民工书屋全面推进农民工“素质进城”

一方面是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一方面是劳动保障法制建设相对滞后——针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尴尬处境，1月19日在京召开的“中英劳动保障合作成果发布会”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借鉴英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劳动咨询调解仲裁委员会（英文简称ACAS）的经验，对于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研究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科技资源共享法”的上位法体系与立法路径

“科技资源共享法”上位法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宪法》、《立法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根据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可得出,对于国有科技资源可实行强制共享,对非国有科技资源只能鼓励共享,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和补偿对价,法律亦可规定非国有科技资源的强制共享。立法路径有四:(1)可制定法律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法”,(2)行政法规层面的“科技资源共享条例”,(3)还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4)或者是全面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而融入“科技资源共享”的内容。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非法典化思考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法是否法典化是这一讨论的焦点。而基于已有商法典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现实考虑,在我国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不适宜,民法典本身的体系结构也不能囊括商法的所有内容,制定大一统的民商合一民法典也不切实际,所以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便是《商事通则》统领各商事单行法。     

试论司法鉴定的权威性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立法目的看,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存在着不适应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以及不利于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状况。这种不适应,可以归结为一点:司法鉴定丧失了他本来应当具有的权威性。颁布决定的法律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了解决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司法鉴定的权威,使司法鉴定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06年8月2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承担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工作。2005年4月以来,多次赴各地进行立法调研;全面搜集和研究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制定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法规;组团考     

我国《票据法》中限制背书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票据法》对限制背书没有体系性的规定,既存在语义上的混乱,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这种语义上的混乱导致理解上的歧义,影响了法律规范功能的发挥,而内容上的缺失直接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规则必然趋同,我国《票据法》关于限制背书的规定与相关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应当消除。     

人权保障与立法平等

人权是一种为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权保障离不开立法活动,保障人人享有人权需要国家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分配权利义务的过程中承担平等对待的义务。为此,需要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约束范围扩大到立法领域,改变以往该原则仅指法律适用上的平等的狭隘理解。     

试析志愿服务法制化

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志愿者活动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对志愿者服务的社会定位、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权利与义务关系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这一行动受到种种制约.因此,志愿服务呼唤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