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及其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立法现状和司法适用进行梳理，认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具特色兼有不足。大陆地区已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法律适用法》，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仍不完善。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经验，将名称统一为公共秩序，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选择“客观说”作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然后再考虑我国大陆地区的本地法。     

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

将法教义学定位为"现行实在法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与立法没有关联。反对"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主张可以被归纳为四个命题,它们都源于对于法教义学本身的错误理解。法教义学既具有稳定化和整合功能,也具有革新功能。在此基础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法的双重因素和追求立法的科学化。一方面,法教义学可以影响立法的内容,其影响途径又分为三种,即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以及对立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也可以影响立法的体系,这种结构性影响更加稳定和持久。因此,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离开法教义学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立法的形成空间,而只是意味着要对立法者的权力进行理性限制。     

立法允许摆路边摊立多一点“治理”思维

7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拟划定区域摊贩、临时指定区域摊贩的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有条件的应当给予政府补贴、减免收费等优惠政策。     

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现状述评

当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惩治腐败的方针是"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因而,我们更注重腐败预防机制的构建。我国目前缺乏预防腐败的中央级专门立法,这给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创造了空间。然而,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立法呈现参差不齐的现状。2013年广东省两个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的出台成为我国预防腐败地方性专门立法的良性实践。在充分肯定两部地方立法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国际预防腐败的先进经验。     

对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模式的反思

从比较法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民法基础理论和我国市场现实情况这些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消费者撤回权的最佳立法模式应是仅在严重影响消费者自我决定自由的上门推销中对于消费者的撤回权采取强制性的规定,而在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进行的远程销售和消费者信贷合同、人寿保险合同等复杂的消费合同中则应采取任意性规定的立法模式。为此,法院或行政机关在适用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时需特别慎重,应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而不能盲目地倾向消费者。未来我国消费者撤回权的立法模式也应逐渐向这种最佳模式转变。同时,应相应修改《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并在一些单行法中针对一些复杂消费合同建立任意性的撤回权制度。     

浅析法理与人情的平衡——河南信阳安乐死案引发的思考

法源于理,理源于情。法是在人情作为评判机制的根基上发展而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法的理性将被逐步提升,从而与情理的调整机制鲜明分开各负其责,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最终达到法治的层次。当社会达到法治的层次后,就不仅仅拘束于树立法的权威性问题,而是公众的认同度,因此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一定程度上回归情理,使法达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效益。     

检察监督立法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宣布形成,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然而我们同时看到,作为此法律体系中重要部分的检察监督法尚付阙如。在规范公权力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监督法应占有半壁天下。目前,监督法仅有人大监督法,而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所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权尚无立法上的专门依据,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缺憾。为此,检察监督专门法的制定应当尽快纳入议事日程,以弥补此缺陷。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企业碳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各国的立法应对

碳信息披露是企业实现自身碳管理的关键,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依据,更是碳交易市场有效运行、碳税和反倾销措施实施的重要支撑.目前,国际社会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各种规则很不健全,存在诸如碳盘查标准的多元化、披露模式的多样化以及披露框架的差异化等问题,导致企业碳信息披露范围的不一致,直接影响了碳信息披露报告的质量.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在国际法框架内制定相关国内立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在碳信息披露相关立法中,应当综合考量国内外情况,明确碳信息的披露范围,统一规范碳信息的披露标准、健全多种监督机制,积极应对碳信息披露国际趋同化发展的趋势.     

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到了21世纪,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食品生产的工业化和新技术的采用,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食品安全俨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头等重要的。在我国,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1年颁发的《刑法修正案(八)》让食品安全监管走向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但遗憾的是,问题食品还是屡禁不止,甚至反而有逾演逾烈之势。自2012年以来,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年度"重灾区"——从"红牛添加门"到"雅培奶粉的酪蛋白疑云",从"又见地沟油"到"老酸奶还是老皮鞋",从"酒鬼酒塑化剂"到"速成鸡和快大鸭"。步步紧逼的各种食品安全事件,公众很愤怒,政府感到很冤枉。这些年着实做了很多工作,为何却收效甚微?本刊设立"食品安全的立法与监管"专题,几位作者在法学视野下对食品安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进行讨论,包括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的缺陷、从法社会学角度来剖析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加强食品安全的地方立法、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等,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