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语言叙事分析

法律文本是立法语言的编织物。从语言的功能来看,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对象的意义描述系统;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以语言为物质外壳的立法文本和立法行动本身具有"叙事"的特征。立法语言叙事最终体现的是立法者的权力意志。在立法实践中,如何恰当地控制和使用叙事的手段,从而为立法文本的完善提供可能,是我们进行叙事分析的初衷。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存在救济惠及面太窄、救济权利单一、救济方法贫乏、救济渠道不畅、救济程序缺失等缺陷。其原因在于执行程序的职权主义色彩浓厚、执行工作的价值定位存在偏差、执行机构的设置缺乏科学性、缺少监督机制。我国应拓宽执行救济范围、完善执行救济的方法、配备执行救济程序、建立执行法律监督程序。     

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建构与演进——基于历次文代会作代会上重要讲话的文本分析

从历次文代会作代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本出发,综合文本分析和语义分析,可以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四个方面去把握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党领导文艺战线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建构在现实的文艺实践基础之上的,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     

商标法公共领域的体系化解读及其功能实现

商标法公共领域保留是商标制度正当性的重要基点,它关涉商标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构造。公共领域机制在商标法中具有优化符号资源配置、维护公共文化良性发展以及促进公平竞争等制度协同功能。从特定标志的无条件排除、特定标志的附条件保护、公众的隐性使用自由和显性使用自由四个维度探讨商标法公共领域的实现机制,有利于我国商标法的规范重构与制度再造。我国商标立法在注重商标私权保护之同时,亦应充分注意公共领域的制度配置与价值实现,方此才能促进自由竞争与公平竞争的协调,兼顾工具正当和目的正当的有机统一。     

英国地权变革中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圈地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土地产权变革,必然引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贫穷小农的暴力反抗对非法圈地具有震慑作用,但其退回庄园经济的主张显然是乌托邦空想;圈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和产权纠纷远不止领主与佃农两大阵营对垒那样简单,实际上反对力量可能来自各个阶层。由于农业生产效率增长以及圈地运动等因素,近代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因市场经济而引发的劳动力迁徙、失业、贫穷和犯罪等社会问题。通过政府立法,英国力图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秩序,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确立国家济贫制度,确认政府对社会贫穷问题负有责任,由此迈出了建立健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一步,为应对流民、失业和贫穷等现代社会问题提供了历史经验。     

校外培训立法的三个基础问题

“双减”政策为乱象丛生的校外培训市场降温,但只是权宜之策。面对校外培训的种种乱象,依法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成为社会共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下校外培训监管存在调整对象不周延、监管对象不明确、部门监管权限交叉等问题。为促进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良性发展,需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将校外培训纳入法治化框架。立法涉及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分别是：厘清校外培训的边界,明确立法的调整对象;框定校外培训监管的基本原则,明确相关主体的行为准则;构建全链条监管制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市场有序发展。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辨析及立法思考

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各犯罪构成要件上都有区别,罪数形态上亦有区分执业医师擅自脱离执业地点和不按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的行为应以非法行医论处,有证医疗机构的无证“医务人员”从事诊疗、护理等活动造成损害的应以非法行医论,无证人员无偿提供医疗服务的仍属非法行医行为,刑法立法上应当对此作出相应规定以资完善.     

转变传统立法观念完善环境刑事立法

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刑法应当介入环境问题。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存在诸多缺陷．应转变环境刑事立法指导思想,通过完善环境刑罚体系、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扩大环境犯罪的起诉意见权和起诉建议权．对1997年刑法典中环境刑事犯罪进行修改和完善。     

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