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不断地滋生繁衍,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急害十分严重。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由于人大监督机制的无效性,为了满足制约行政立法权、消除法治建设的“瓶颈”和履行WTO义务的需要,我国必须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克服司法审查与人大制度相抵触的思想障碍,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和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是健全司法审查机制的必要条件。我国司法审查模式应当主要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建立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与普通法院的审查相结合的模式。     

论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本文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在事实婚姻效力认定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我国事实婚姻存在的现状、影响和原因,提出了如何对待事实婚姻的立法建议。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立法若干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立法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原则,也是平衡授权与限权的积极探索。为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针对目前技术侦查的相关立法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论中国国际侦查合作的立法完善

中国关于国际侦查合作的现行立法存在外源性与内源性两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前者表现为专门立法与普通立法的条文规定或原则精神存在着某些失调,后者表现为专门立法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为解决上述矛盾必须落实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调和刑罚许容性原则以及直接消除内源性矛盾;应将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附属——综合型混合立法模式作为改革和完善的远景目标,即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设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特别规定,在各单行立法的基础上整合制定出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同时在法律以下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有关国际侦查合作的具体规则和详细程序。     

我国流域治理立法的演进:从淮河到太湖

《太湖流域管理条例》是一部流域治理的重要法规,体现了流域综合治理的思想,强调了流域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结合、行政机关职责和责任的结合、水量管理与水质管理的结合。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公众参与的缺失、责任形式的单一和未规定政府间环境合作问题等等。今后应严格地对该条例加以实施,从而促进太湖流域的环境改善,从而为我国流域法律的制定奠定良好基础。     

试论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国在多年以前即展开了对该问题的研讨。但是从我国的死刑立法现状看,仍然存在立法用语不规范、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过小、非暴力犯罪涉及死刑的罪名过多、刑罚结构不完善、赦免制度缺失、死缓适用不合理等问题。明确死刑适用的相关条件、对非暴力犯罪废除死刑,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刑种进行结构性调整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死刑限制适用的空间。     

新中国立法60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60年立法走过的历程,跟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可以分为两个30年、两个时期和两个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30年,为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的立法工作走过了初步探索、初步发展和停滞挫折三个阶段。后3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立法工作也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2年为快速恢复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93年至2003年2月为深化充实阶段。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完善形成阶段。总结新中国60年来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立法,主要成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立法体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立法机制;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立法积累了一系列有益经验,包括：必须坚持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与改革开放相同步;必须坚持继承、借鉴、创新相结合：必须注意选择恰当的立法策略。今后,我国的立法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从构建型立法向完善型立法转变;二是从速度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三是从以单项立法为主向以法典化立法为主转变;四是从较多使用授权立法向直接立法转变。     

试论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完善

秘密侦查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重要侦查措施,在有效揭露、打击、遏制刑事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因其高度的隐蔽性、强制性也使得它具有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侵犯的缺陷.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