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外撷英

深圳拟立法处罚不文明行为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组织市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该条例的草案论证稿进行讨论。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规定: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比如,两年内5次因不文明行为被处罚者加罚1000元,两年之内有10次不文明违法纪录者将被记入征信体系。在所有     

依法规范实施社区矫正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就《社区矫正实旄办法》答记者问

为依法规范实施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人员改造成为守法公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按照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部署，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为帮助广大执法人员和社会公众全面准确理解《实施办法》的精神和内容，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域内外物业税立法环境差异性分析

物业税是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域外关于物业税的立法业已取得许多成功经验。但从城内外立法环境上进行分析，特别是在行政区域和决策机制、文化和法的观念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的物业税立法要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才能适应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需要。     

论我国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适用

亲子鉴定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在当前的民事审判中可谓是解明亲子关系的利器。然而亲子鉴定也是把双刃剑,一旦适用不当,则可能加速婚姻解体、制造亲情破裂的人伦悲剧,演变成"伤子鉴定"。正是由于我国在亲子鉴定方面现行法律规范的缺失,实践中法官对亲子鉴定的适用难以适从,滥用亲子鉴定导致现实社会问题频出。本文立足我国的亲子鉴定现状,针对亲子鉴定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着眼亲子鉴定应当确立的适用原则,探讨如何规范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纠纷中的适用,以期对完善我国亲子鉴定法律适用有所助益。     

简析知识产权立法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的排除性影响以《反垄断法》第55条为中心

符合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的权利行使行为,完全排除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无论其行为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亦无论该行使行为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何种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的“交界面”上,知识产权滥用是适用反垄断法的必要条件,其构成判断处于反垄断法适用判断之前,所以反垄断法不能成为知识产权滥用与否的判准;对于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知识产权立法先行适用；反垄断法在知识产权领域不具有在其他私法领域中的“优越”地位.     

我国湿地资源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湿地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如何正确地利用湿地,并促进湿地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课题。同时,湿地的立法和进一步完善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通过法律的力量来保护湿地的利用,减少对湿地的破坏,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与生态在和谐中共同进步。     

论法规目的的司法审查——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适用展开

依循我国法院常用的因果关系理论,程健案判决书采用了直接因果关系标准。实际上,因果关系理论是丰富的。本质上,归责是一个法律问题,属于法规判断的范畴。因此,探寻法规范的目的是归责案件司法审查中必经的步骤。借鉴行政法学中的保护规范理论来确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是否具有个人利益保护目的较为困难。如果从新近的主观公权利标准、我国司法实际及国外的标准来看,认定其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并非不可能。然而,当我们参酌优先适用原则和虑及该条款缺失法律后果规定时,就可知该条款适用于本案是不可取的。     

我国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废论——以我国内地司法实践实证调查及与台湾地区制度比较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内地有些学者提出废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张.通过考察内地学者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废论争之主要观点及理由,并实地调查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司法实践现状,分析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基础,辨析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否定说”之正误,证成内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其独立的功能,在内地离婚救济制度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我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相关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内地立法改进之建议,主张应坚持与国情、民需相符合之规定,同时完善司法实践之不足.     

用“五个坚持”推进法治新常态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由此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常态。全会提出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原则,是依法治国之本,是建设法治新常态的重要遵循,必须牢牢坚守。     

“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与规制的技术及其原理——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合理性

鉴于民事诉讼形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法官裁判的基本准则以及诉讼模式的限制,域外对于"恶意诉讼"的立法规定,不仅普遍采用的是具体行为罗列式的立法规定技术,而且也多视角、多方位地设置了多层次、多种类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目前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上把"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作为"恶意诉讼"成立必要条件的立法规定,以及简要、单一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设置,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规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