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法问题刍议——兼评《刑法修正案（八）》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刑法修正案（八）》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有利于加大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力度，但也有不足之处。对此，应确立从严惩治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法思想，修改现行刑法，对破坏环境罪犯的行为设置严厉的法定刑；应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目前的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并增设相应的罪名以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     

刘永瑞在省会部分高校进行专题调研时强调 推动我省终身教育体系建设

10月12日上午,省政协副主席刘永瑞带领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推动我省终身教育立法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在省会部分高校进行专题调研。调研期间,专题调研组先后来到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广播电视大学,详细了解我省高校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工作开展情况,听取了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就加快制定《河北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进一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可以预留代表名额吗

一些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时,人大常委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不将代表总名额一次性全部分配到选区,有意图地预留部分机动名额供一些领导干部调整到位后使用。有人认为,这种做法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依法分配代表名额的选举立法精神。那么，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可以预留代表名额吗？     

不真正不作为相关立法问题探析

不真正不作为犯是指满足刑法中既能以作为方式,又能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叫做不真正不作为犯.由于我国刑法对于不作为犯罪没有具体的规定,加之刑法中到底何种犯罪既能以作为方式,又能以不作为方式构成也存在疑问.基于此,当前对不真正不作为相关立法问题进行分析亟为必要.本文根据现阶段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的一些疑问,重点论述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相关立法问题.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相关背景资料

国外环境立法概况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为现代环境法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到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再到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国际环境法不断发展,并为各国环境立法提供了价值参照和理论指引。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环境立法进入黄金时代,美国、日本、德国、荷兰、韩国、俄罗斯、卢森堡、匈牙利、菲律宾、波兰、印度和保加利亚等国,均制     

公众最不能容忍“子女获优待”特权——公众最反感哪类特权调查

调查说明调查时间:2012年9月18日至9月22日,共5天调查样本:17454人(网友16942人;随机问卷512人)调查方式: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联合人民论坛调研基地随机发放书面问卷(发出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12份)     

论我国博彩业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

我国博彩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围绕禁与放及其尺度的争议始终存在。对博彩业进行规制的前提性问题是回答其为何能够被法律所接纳,符合法律对正义宗旨的追求,进而探讨博彩业立法必须倚赖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于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应当体现的基本原则,如平衡、特许、负责任和诚信原则。     

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前途命运,道路关系兴衰成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为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迈向新征程的步伐。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一个民族和国家最终形成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总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选择过程。这种选择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无法回避的历史条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