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打开胜诉之门的钥匙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中明确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包括以下七种．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在民事纠纷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书证、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以及鉴定结论。     

有关郑苹如被害案的档案材料

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院讯问笔录之一告诉人:郑华君(郑苹如母亲,因病未到);郑南阳(郑弟),二十九岁,浙江兰溪人,住上海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问:你姐被害经过。答:……二十八年(1939年)春,我姐与丁见     

审判仪式化的克服——起诉状一本主义与严格证明法则双管齐下

我国审判仪式化问题不仅采源于案卷移送制度造成的法官预断或后断,而且源于法庭对案卷笔录的不规范采纳上。因此,若要还原审判的实质功能,让当庭审判成为形成裁判结论的真正途径,一方面要建立有庭前准备程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形式上克服法官对案件的预断,另一方面要在刑事证据问题上采行严格证明法则,克服法官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天然...     

笔录的个性化:言词证据固定方式局限之克服

笔录是司法实践中言词证据最主要的固定方式。然而笔录作为言词证据的固定方式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地转化言词证据所承载的信息,这是从语言到文字转化过程中附随的局限。从实务的角度出发,笔录个性化是一条克服此种局限性之道。     

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中刑事笔录的证据效力

在刑民交叉且刑民同步查办的虚假诉讼案件中,由于刑事证据和民事证据之间的差异,刑事笔录在民事虚假诉讼生效裁判检察监督中的证据效力问题受到了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论。刑事追诉过程中产生的讯问、询问笔录在民事生效裁判检察监督中当然具有证据能力,且应属于言词证据。其中当事人的“自认”在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中具有较高的证据效力,但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作为证人证言,刑事笔录应成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的重要证据材料用以启动再审程序,在此过程中并不需要证人到场接受法官的调查询问;除此之外,对刑事笔录仍应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并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可作为民事虚假诉讼生效裁判检察监督的证据使用。     

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前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意味着1996年完成的旨在限制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改革努力宣告失败,也标志着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又回到了1979年的状态。在这种改革、规避改革和废止改革的表象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法院通过阅卷来形成裁判结论的司法文化。造成这一文化形成的原因,除了有法官存在依据职权主导证据调查的传统、法官无法通过庭审来组织实质的事实审查以外,还有法院在庭外形成裁判结论、上级法院通过阅卷进行事实复审这些较深层次的因素。从1979年到2012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不彻底破除案卷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不将公诉方的案卷笔录阻挡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死刑复核法院乃至再审法院的大门之外,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也就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27份伪造笔录“放倒”派出所所长

检方从一条举报线索中发现,苍台镇派出所办理的刑事案件有"三多"特点:一是自首、立功的多;二是不被关押的多;三是缓刑、免刑的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派出所,办案有"三多"2014年4月,我们(河南省唐河县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县公安局苍台派出所所长高林在办理张自伍等人涉嫌盗窃案中,收受嫌疑人贿金20余万元,先后为涉嫌盗窃的张自伍等人采取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但这些人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对此线索,院领导立即派反渎局干警了解高林任职以来,特别是近期办理刑事     

最高法院“救”了多少人

正据10月16日的《南方周末》报道,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法官们的主要工作,从原来的调研、研究统一裁判规则、对下指导等,变成了办案——死刑复核。据相关人士介绍,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各省的死刑判决     

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审查

审查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以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它既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又是诉讼认识链条上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是前承侦查后启审判的中介。没有审查起诉,就无从实现侦查的法律价值,审判也不可能启动,因此,必须提高对审查起诉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审查起诉的工作。而审查起诉工作的核心就是证据的审查,证据审查的结果关乎着人的尊严与权利,甚至关乎着人的生命。今年四月,高检院公诉厅的一份《关于七起死刑改判无罪案件情况的分析报告》中提到的七起冤、假、错案,在这…     

搜查笔录=证据?

在我国,一方面由于对搜查笔录性质和证据能力问题的误解,使得搜查笔录作为证据使用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由于有关搜查笔录制作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略,使得搜查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太受限制。本文在厘清搜查笔录的概念、性质、功能、证据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就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式的问题提出三点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