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美电影中英雄形象的符号学分析

以符号学分析的方式解构中美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通过对比电影叙事中的人物设定、超能力与武器、价值观投射和叙事解构,不难发现在新时期中美两国均通过电影中的英雄形象进行价值观与文化输出。美国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形象已日渐式微,而中国电影中反映的兼具人文主义情怀与大国担当的英雄形象则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定义论及其在法典编纂中的应用

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它与概念论在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义论提出了属加种差的"标准公式",现代定义论则在改进其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区分度的定义理论。定义论包括定义类型理论与定义规则理论两部分。定义类型理论的基础在于区分名义定义与实际定义,立法活动涉及...     

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见龙在田:辽河源头中国龙

正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符号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着祥瑞,而且具有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功能。以至于在民族心理中龙已经被神化为民族图腾,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共主的神圣地位。从目前的考古实践看,龙是诸多中国文化灵物中唯一形成完整谱系并流传至今的文化表征,并在不断地整合与扬弃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形象和内涵,建构起了迥异于域外的中国龙文化。众所周知,中国龙是多元一体的文化     

雷锋是温暖最持久的符号

今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雷锋精神再次受到关注。 雷锋是和平年代所有英雄人物中生命力最强的一个，是“英雄中的英雄”。他经受舆论多元化的洗礼是必然的，但各种质疑并没有对雷锋精神中的核心元素构成伤害。雷锋是位善良的好人，待人热情，处事积极。“做好事”是几代中国人对雷锋精神最通俗的理解。     

论法规目的的司法审查——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的适用展开

依循我国法院常用的因果关系理论,程健案判决书采用了直接因果关系标准。实际上,因果关系理论是丰富的。本质上,归责是一个法律问题,属于法规判断的范畴。因此,探寻法规范的目的是归责案件司法审查中必经的步骤。借鉴行政法学中的保护规范理论来确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是否具有个人利益保护目的较为困难。如果从新近的主观公权利标准、我国司法实际及国外的标准来看,认定其可以保护个人利益并非不可能。然而,当我们参酌优先适用原则和虑及该条款缺失法律后果规定时,就可知该条款适用于本案是不可取的。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实现旅游经济价值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全面推进,海南昔日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正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民族文化变迁日益加剧。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提升旅游品质、增强吸引力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只要科学处理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之间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关系,就能使民族文化     

从G7到G0说明了什么

“G7、G8、G20、G2、G0”，这一串数字符号，是灯谜还是密码？其实，这些都是过去一段时期现实的或理论上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概念的简称。     

浅析《江城子》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传递——从社会符号学视角

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对苏轼的《江城子》三个英译本中相关的文化问题翻译处理手段作一个描述性的比较研究,从语言符号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差异和翻译方法。翻译时应先保证语用意义的传递,并且尽量兼顾言内意义和指称意义,达到文化信息的最小损失。     

论媒介技术与哲学未来的技术转向

通过语言转向,近代哲学的主体存在论发展为现代哲学存在论。语言是一种符号,属于作为信息中介的媒介,语言转向也可看作是符号媒介转向。通过对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的存在论分析,得出现代哲学存在论是媒介存在论。媒介存在论对应于媒介哲学,现代语言哲学就是媒介哲学的第一阶段——符号媒介哲学。符号不能单独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符号的载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符号。未来哲学的发展将继续追问语言符号的载体——媒介技术,进入媒介哲学第二阶段——媒介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