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地区汉族人群Tf亚型分布调查

本文采用超薄层等电聚焦电泳方法对太原地区汉族人群进行Tf亚型分型,结果表明:该地人群基因频率为:TfC~1=0.7561,TfC~2=0.2244,TfD=0.0171。非父排除率与个体识别率分别为0.1650和0.5579,属高鉴别类多态系统。本文与其他作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本地区人群Tf亚型分布与高加索人及黑人有显著性差异。     

辽宁汉族人血清类粘蛋白(ORM)型的分布及其在血痕精液(斑)及脑脊液中的检出

本文作者采用PAGIEF结合免疫固定法,调查了辽宁汉族群体(431人)ORM的分布,检出了ORM1型和ORM2型各8种表现型;对不同条件下的血痕标本进行检测,成功地检出了37℃保存2年血痕的ORM1型;首次由脑脊髓液中检出了ORM1型。ORM型的总鉴别机率为0.7043,是进行个人识别和亲子鉴定的良好遗传标记。     

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

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涉及整个社会领域,应坚定信心、加大力度.在改革和创新中,应注意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改革步骤的渐进性,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基本要求是: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读解双规侦查技术视域内的反贪非正式程序

双规在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成为反贪案件强制措施的等功能替代物。此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反贪案件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证据、法律处遇的差异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基础结构能力的软弱和刑事法总体性的不足。刑事政策与检察院自身的考量也与之具有部分因果性。未充分关注到此制度结构导致了齐一的刑事侦查立法设计,从而形成事实上对侦查的管制,双规由此作为非正式程序弥合了侦查力不足。挣脱此境地的根源在于基础结构能力的增强和刑事法总体性的改变。否则,即使刑事政策等因素被消除,侦查能力不足之功能需要也会不断催生新的非正式程序。     

平等视角下的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以考生的起点平等作为基本的前提性假设,这也构成了高考强式平等的先天的合理性根基。除非弱式平等具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证明弱式平等的合理性,强式平等原则就应该得到坚持。在我国现阶段,弱式平等不仅具备了实质合理性,而且具备了形式合理性。高考制度设计应当坚持以强式平等为原则,以弱式平等为例外,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策略,促使高教资源在地区之间达致公平为根本改进之道。     

现代供热站最佳的电气保护与接地--等电位联结

根据现代供热站内自动化调控设备,遵照国家有关配电装置的接地和等电位联结的标准、规范进行了描述、分析,提出了实施等电位联结的方案,以及施工平面图上设计的要求.     

实现民法功能的宪政思考

文章认为 ,民法公认的平等观建立在各民事主体间程序的平等上 ,但是 ,我国目前二元社会的经济结构仍然先天阻碍着城乡之间人们起码的程序平等的实现 ;同时就法人和自然人而言 ,后者也面临重大不平等的危险 ;更甚者 ,由于宪政制度的缺失 ,私权极易遭受行政权利的侵入 ,使得即使出台民法典 ,其所肩负的功能不过是在为这些不平等的前提下产生的既存财产关系提供交易规则而已。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宪政和私法发展的不同路径 ,反驳了某些学者提出的在我国也应象西方一样先发展私法然后完善宪政制度的观点 ,认为真正的使我国未来民法典为全社会大众的人权提供普遍的基本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实现宪政 ,惟有宪政制度下的私权才是真正有保障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私权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的结果。法律应用包括法律适用和法律发现 ,且主要是法律发现。在法律适用中 ,事实与规范相适应 ,判断可直接通过推论得出 ,这可称为推论模式 ;而在法律发现中 ,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 ,在通过推论得出判断之前 ,先要对事实与规范进行等置 ,使事实一般化 ,将个案向规范提升 ,将规范具体化 ,使规范向个案下延 ,并在两者之间来回审视 ,螺旋式向上发展 ,这就是等置模式。相应地 ,法律判断形成模式包括推论模式和等置模式两种。     

非对等府际合作何以生成：“双边嵌入式网络”——以成渝科技协议为例

当前,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跨域性、外部性特征时,难以继续向传统属地管理模式求解。这对府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以双边、多边协议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对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影响分析,能够对府际合作中伙伴选择、网络结构和形式等微观行动机理进行解释。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区科技创新协议案例的考察,发现“成都—重庆”的非对等行政级别府际间合作的生成,离不开更高级别的省级政府层面协调和其他相关城市参与的多边协调,这揭示了行政级别不对等府际间合作的复杂逻辑。面对行政等级与外部环境变量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随之变化,基于“量力而行”、成本与风险管理、强强联手、协调带动的复杂过程,实现了节点组团与合作拓展的“团—团”链接。在此基础上“,双边嵌入式网络”促进了这种非对等府际合作的生成。     

“兼爱”只是“爱无差等”吗?——墨家“兼爱”说新诠

学界多用“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之内涵。然考诸《墨子》文本,此一解说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据。墨家在《兼爱》《天志》《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兼爱”,表示的是一种“所有人应爱所有人”的理想之爱,具有交互性、周遍性与相若性等特质。“兼爱”的实质还在于“施由周始”,即施为者面对施为对象,皆秉持“视人如己”和“爱人之亲若爱其亲”的态度一体加以对待而已。而“爱无差等”则语出孟夷之辩中的墨者夷子,主要用以表示一种不区分“己之亲”与“人之亲”的同等之爱。据此观之,以“爱无差等”来界说“兼爱”,并不能完整揭示出“兼爱”所强烈追求的“周遍性”特质,从而可能会窄化和简化墨家“兼爱”说的丰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