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信息在保险核保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基因信息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理论基础在于保险的风险分类理论与保险法的对价平衡原则。政策、伦理、道德、技术等方面的反对意见并不足以否定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的正当性,因为商业保险不应承担社会保障职能;基因信息相比一般医疗信息不具有特殊性;保险承保的本来就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因检测的准确性也在逐步提高。是故,应当允许基因信息应用于保险核保,但为防止基因信息的滥用,还须通过规范的方式明确基因信息的应用限度:明晰保险人获取基因信息的方式;设定保险人使用基因信息的条件;规定保险人对于依据基因信息作出不利被保险人决定之理由的披露义务;强化基因咨询师的咨询与建议职责;完善对被保险人的救济机制及其具体运作规范。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国密算法在国际旅行证件中的应用探讨

结合国际旅行证件的技术规范要求,从对称密码算法、非对称密码算法、摘要算法和密钥交换协议四方面对国密算法与国际通用密码算法在功能和安全性方面进行了对比,证明了国密算法应用于国际旅行证件的可行性,并指出采用国密算法实现国际旅行证件时,需要重点考虑证件签发的国际互用性、证件查验的国际互用性和向下兼容性等关键问题。     

不歧视原则与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保障

不歧视原则是人权平等在就业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平等就业权的核心内容。不歧视原则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证成和最充分的现实依据。农民工不平等就业是我国当前不平等就业问题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对劳动者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负面影响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国农民工不平等就业困境的关键,是重构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制度体系,并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依法确认农民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建立健全农民工平等就业的权利内容;完备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机制。     

基于精英策略的多目标进化算法的研究

针对基于精英策略的多目标进化算法NSGAⅡ[1]解的多样性降低的缺点,提出了一个分布函数改进其精英策略.通过调节分布函数中的参数,控制精英解的选取范围,使一部分非精英解也能参与到遗传操作中,增加了解的多样性.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多目标进化算法无论在解的多样性方面还是解的收敛性方面都有较大改观,性能明显优于NSGAⅡ.     

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内在逻辑及裂隙整合

以技术为中心的算法治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治理发展并完善了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贡献和挑战。本研究从“技术-科学”“结构-过程”“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六个属性分析了算法治理的逻辑,从抽象价值、整体统计和个体关照三个维度六个层面探究了算法加持的生命治理逻辑,以及二者之间的裂隙与整合;同时,认为要防止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整体异化,即算法逻辑、管理逻辑和价值逻辑整合的“技术嵌入-系统扩散-裂隙生成”异化过程出现。为完善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提出要在价值性构建、制度建设和完善、算法效率与安全平衡、治理环境生态系统方面实现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创新性整合。     

算法权力下的劳动控制——基于秀场主播劳动过程的研究

随着算法推荐机制普遍嵌入平台劳动过程,平台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塑造着新的劳动秩序,直播平台也通过算法重新定义秀场主播的劳动过程以及分配劳动控制权的新机制。算法技术弱化了主播与公会间的雇佣关系,增强了主播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高度嵌入的算法机制通过平行和纵向的数据收集,将秀场主播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可视化极高的数据,加强了对秀场主播各个劳动环节的算法规训。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与高度内化的算法规训转移了劳资矛盾,并且必须通过平台来调节矛盾。然而在劳动过程中,秀场主播逐渐熟悉算法规律,不断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自主性策略,尝试着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算法的控制。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性别歧视的类型界分与公平治理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化正在急速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尽管算法使生活便捷高效,但算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给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带来广泛而系统的性别歧视风险。算法决策下的性别歧视包括镜像同构、耦合互动、关联交叉三种类型,相较于传统歧视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系统性和反复性特征,造成了放大性别歧视和结构性锁定女性不利地位的后果。算法性别歧视风险存在于算法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技术性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耦合交织,反歧视规范体系的应对失效以及软法体系缺位形成的“治理真空”使得歧视风险向实害结果转化。治理算法性别歧视,应以算法公平理念为指引、以算法生命周期为节点有效开展歧视风险管理,结构性扩容反歧视规范体系并培育公平向善的算法运行生态。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