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     

对无默契仲裁管辖权正当性的反思——以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为视角

中国现已转型成为资本输出与输入并重的双重大国,中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仲裁的案件量渐增。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属于典型的无默契仲裁,争端当事方的仲裁合意通常体现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在梳理中国参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实例的基础上,研究无默契仲裁当事双方合意的形式、特征,反思其正当性危机,并对优化现有的争端解决方法提供建言。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可知,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仲裁机构应适时将投资争端纳入受案范围,其有效运作需要立法、司法、行政的各界配合。     

中国在菲诉中案件中不参与仲裁程序前提下的积极应对之策

海洋法仲裁法庭组庭后将考察菲律宾对中国控诉是否有合理根据,菲律宾是否僭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法庭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中国应在不参与仲裁程序的立场下积极应对:阐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相应专属经济区的执法权利,从而证明菲控诉缺乏根据;以菲未履行和中国"交换意见"的义务证明菲违反《公约》争端解决程序;以中菲争端涉及南沙主权、海域划界和历史性权利为由证明法庭对争端没有管辖权。     

哲学哲思哲人

思想决定行动，思想带来进步。达尔文发现物种起源，弗洛伊德发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治疗法，爱因斯坦揭示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霍金提出黑洞面积定理，皆凭思想才有了“发现了”的创造。而哲学是思想的源泉。哲学被称作“明白学”，许多事情学了哲学才能真正知晓；哲学被形容为“智慧学”，懂哲学才能使人摆脱愚钝。哲学像一把“万能钥匙”．用它，没有打不开之“锁”。     

优化应急管理体制

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初步建立了以应急管理预案、体制、机制、法制(即"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应急管理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面对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需求,需要突出科学应急、有序应急理念,进一步明确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提出的重要原则,优化应急管理体制。落实属地管理原则,突出属地政府应急管理第一职责。突发事件常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为及时应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管辖权让渡下的海域执法问题评析CSSCI

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或条约的方式,将一部分主权权利自主有限让渡给某一组织或者某一合作关系的国家,通过参与合作的途径共享这一部分主权权利,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自2019年起派遣海岸警卫队到南海地区活动,以作为与中国对抗的新手段。考虑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活动的现状,结合我国《海警法》颁布产生的影响,美国未来很有可能与南海沿岸国签订“随船观察员协定”,获得所谓“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并以此进行渔业执法。针对美国在南海可能展开的新行动,我国宜将南海沿岸国列为让渡其所谓“专属经济区”管辖权的重点观察对象,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双边协定,展开友好合作,完善《海警法》的配套措施,以维护我国在南海的固有权利和主张。     

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中的两大阀门 --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

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制度中还设立了两大阀门,即不方便法院原则与禁诉命令,以此来防止与美国没有多大联系的案件进入美国法院,或防止与美国有关的案件流出美国法院。美国宽泛的国际民事管辖权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和禁诉命令共同构成美国国际民事管辖权的铁三角,从而充分保证了美国当事人和美国国家的各种利益。     

论单边跨境数据调取中的管辖权冲突

在数字时代,各国政府都有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需要,然而,绕过数据存储地国同意的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引发了数据调取国和数据存储地国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分析单边跨境数据调取在国际法上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在立法管辖层面数据调取国是否对境外数据具有国际法上接受的真正联系,在执法管辖层面跨境调取数据的执法行为是否归属于域外执法。国际礼让原则等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单边途径对于解决单边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作用有限,构建跨境数据调取的多边合作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在外交场合中历来坚持尊重他国数据主权的基本立场,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在公约中构建协调跨境数据调取管辖权冲突的多边规则。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     

阿姆斯特朗兴奋剂案的法律问题

2012年在美国体育界发生的阿姆斯特朗兴奋剂案是近年来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该案判决表明,只要客观证据充分,非检测阳性就会在未来兴奋剂的规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确认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在性质上是一个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而非国家机构,为公平比赛的需要享有某些政府授予的权力;美国仲裁协会享有对美国兴奋剂争议的专有管辖权,不服其裁决的只能上诉至体育仲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