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局关于印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处理办法》的通知

国邮发[2014]16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局:现将修订后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处理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维护邮政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处理消费者申诉,促进邮政业服务质量提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消费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服务质量提出申诉,以及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对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不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招致学术腐败

近年来,高校和科研机构职务犯罪的数量大幅增加,对于科研人才和资金管理敲响了警钟。科研经费被挪用和贪污的现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成功申请课题研究的科研人员,往往课题研究都是有经费支持     

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     

国外终身监禁制度的性质界定及类型划分

国外诸多国家的终身监禁制度确立的时间较长,不仅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作为支撑,而且有更为成熟的实践经验。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确立时间较短,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经验都相对匮乏。国外终身监禁制度在性质界定、类型划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吸收借鉴。     

“以软促硬”创新社会管理

曾一度被贴上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区标签的六盘水市钟山区,结合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推陈出新换打"特色都市"牌,打造"凉都客厅"。为统一"凉都客厅"风格,钟山区全面干好"家务活",用更高的立意"以软促硬",全面激活基层管理细胞,     

“消费及其类型”复习课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一)知识目标1.从情景中归纳并巩固识记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2.理解当前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未来收入的预期、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与消费水平的关系;3.根据给定的情景识别不同的消费类型及其特点,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区分不同的消费类型;4.了解消费结构的含义、恩格尔系数的含义,理解恩格尔系数的意义。(二)能力目标1.用联系的观点,全面分析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的思考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给城市的管理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改造、更新和发展城市社区。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实,将社区按各自的特点进行分类,分析了它们的成因、功能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要重新认识这些社区的价值,结合新的社区发展理念,有针对性地制订不同的发展战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保障城市化过程的健康稳定与和谐。     

小议面向多摄像机网络的智能视频分析技术

<正>智能视频分析的需求是在视频监控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的产物,它能很好地缓解传统视频监控中海量信息冗余的问题。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但现阶段,无论是智能视频分析的技术与应用,还是市场环境都还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在不断地实践中探索中前进。不同行业需求差异性明显据了解,不同的行业对于视频监控的需求一般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对于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的应用需求,由此也决定了不同行业间检测行为类型与异常事件的特殊性。比如在平安城市中,可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类型及其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是一种牵涉广泛、表现形式复杂的新型腐败形式。按照社会中介组织腐败中主体性与实施主动性的差别,社会中介组织腐败可以被划分为寻租型、衍生型、辅助型和合谋型四类。行政权力复杂介入、信息不对称和影响力是社会中介腐败主体性的形成原因,而组织自利性需求、正式制度乏力、非正式制度异化则对其实施腐败的主动性造成影响。要改善治理现状,需要从完善独立主体地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进法治水平、改善监管制度和推进职业伦理培养几个方面共同入手,形成有效治理的多元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