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犯罪中占有判断的类型化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及生活方式的发展,财物占有方式越来越复杂化,给刑法理论带来新的挑战。对于复杂的占有形态,采纳新二重性占有概念并建立类型化的占有认定标准是必要且可行的操作路径,即区分单人物理性支配和多人事实性支配的不同层次进行类型化判断:首先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单人物理性支配,如存在,则可直接肯定其存在占有;如不存在,进入多人存在事实性支配的场合,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和民事合同、事实性要素的辅助进行判断。进行占有判断的类型化,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妥善处理:错误汇款及错误转账分别处于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物理性支配之下,归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占有,实践中的该类案件都应按侵占罪处理;使用中的共享单车处于使用者和共享单车公司等多人的事实性支配之下,最终判断为归合法使用者占有,使用者将其隐匿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而只有非合法使用者隐匿单车才构成盗窃罪,实务中的相关处理方案值得改进,对于多次盗用共享单车等共享物品的行为,未来实务中也应区分情形按盗窃罪或者侵占罪处理。     

非治安性拘留的理性扩张与法律规制——兼论人身自由罚的法治转轨

在公共风险的法律控制中,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拘留处罚的非治安性拘留逐渐兴起。非治安性拘留的处罚对象不具有人身危险性,规制目标也并非维护典型的治安秩序。非治安性拘留可以防范责任主体的虚置和转移,弥补其他行政处罚手段的固有缺陷,二者共同构成其不断扩张的现实动因。公安机关实施非治安性拘留会产生执法主体错位,应当以功能最适原则为指引,将拘留决定权归还行政主管机关。行政拘留刑罚化方案的诸多潜在弊端表明,行政违法行为的直接犯罪化并不可取,人身自由罚体系的法治转轨应当采取类型化策略,区分三种不同类型进行针对性调整。     

证券监管规章影响合同效力中的公序良俗通道分析——以“公司上市挂牌中的对赌抽屉协议”效力为例

限制公法对私法自治的介入是近代以来的民法共识。随着我国《民法典》的正式实施和《九民纪要》对民商事审判规则的统一,在进一步尊重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了行政规章通过公序良俗原则通道影响民商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且主要集中在以证券行业为代表的金融领域。但是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边界出现了割裂。以公司上市挂牌中的对赌抽屉协议的效力为例,违反了证券监管规章的具体规定或原则是否构成“违反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原则的边界模糊,导致判定合同效力的裁判案例中出现了结果两极化的现状。我国在此领域暂未形成类型化的审判规范,对于监管规章未列明禁止的情形要审慎突破民商事合同的形式审查,为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留有空间。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类型化

我国学界多数意见主张公司法应构建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但既有研究尚未澄清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公司合同”漏洞的法律技术,旨在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的裁量权,将公平、正义和良心等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引入公司法,以应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引发的各类问题。在外延上,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依行使权利/职权的不同,可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分为行使股东会职权时的专属信义义务、行使董事会职权时的董事信义义务和出售控制权时的特殊信义义务三类。如此划分,能够恰当协调控股股东作为股东有权追求“私益”与作为全体股东受托人须为“共益”服务之间的冲突。     

秩序行政中行政契约的运用

在秩序行政中,行政主体能否以及多大范围内采用行政契约的手段完成行政任务备受争议。事实上,我国原则上允许行政主体在秩序行政中可以选择适用行政契约代替行政决定,并且把行政契约作为与行政决定同等重要的行政手段之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契约类型主要有以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的集中、联合、权力事项移交等的对等契约与不对等地位的从属（隶属、不对等）契约、双务契约。此外,行政主体在秩序行政领域中适用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作用的方式还需要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与比例原则的要求。     

民法典时代两头骗行为类型化定性研究

民法典时代,刑民交叉案件更为引人注目,而两头骗因其独特外观牵涉诸多刑民问题,其以事实上定量交叉与规范上定性竞合最为典型,是当前研究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佳样本.刑民交叉视角下,应先对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予以内部限缩性勘定与外部耦合性界分;继而对担保借款型两头骗的前行为之目的性与后行为之工具性进行一体性教义学厘清,应仅认定前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后行为应当出罪;基于此,再对不同场景下的两头骗行为予以类型化分析,根据缠附民事行为的不同,依次按实质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予以处理.据此,可对司法实践中类案异判的乖缪予以纠偏,避免司法判决莫衷一是,提高民法典时代司法公信力.     

财产保全错误之法律适用理解与探析

财产保全制度的制定,本质上是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财产保全制度的运用,财产保全错误案件的争议日渐激烈,首当其冲便是针对财产保全错误性质的界定,其次则是针对财产保全错误的类型化分析.因此,界定好财产保全错误的性质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根据过错原则处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财产保全错误进行类型化分析更是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知识产权伪造行为的法律规制:一种行政主导下的分流机制

知识产权伪造行为是指在对象内容本身无法作为智力创新成果得到单行法保护的情况下,行为人谎称享有知识产权并对其进行利用或者使用的行为。它区别于一般知识产权侵权,也不属于权利滥用。知识产权伪造行为在我国正面临规制上的困境,主要源于各部门立法的不足和执法联动机制的不彰。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在信息化治理模式的完善下将具备更强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鉴于这一优势,规制知识产权伪造行为应由行政部门主导,承担主动分流案件的职能,从而构建起三轨分流机制。在行为类型化的基础上,刑事司法也将在上述机制中发挥较之以往更为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