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类型学及道德底蕴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贝克社会理论的重要问题.他关于个体化的论述充分展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的个体化的类型学是他对个体化命题做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通过对个体化客观的生涯境况和主观认同的深入阐释和论述,不仅揭示出个体化类型学的理想模型,也展现现时代的人在体验生命价值中遇到的自由与风险的吊诡性问题.对...     

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 ,但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当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时 ,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 ,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     

“韦伯拐点”与新的国家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改变了国家学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考路径,即"政体分类"的传统,从而转向对国家统治合法性来源及其类型的探讨。这是国家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笔者把其称为"韦伯拐点"。"韦伯拐点"的出现是由韦伯探究社会问题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决定的,韦伯从理解社会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出发,认为国家是人们社会行动意义取向一致的结果。国家的实质在于统治,作为社会意义存在的国家只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互相所认可的合法性统治关系中。根据合法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新的国家类型学,即法理型国家、传统型国家和克里斯玛型国家。     

解码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基于类型学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古典政体的类型思维是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源流。运用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工具来重新审视并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具有学理上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本文以矩阵类型学、分类类型学、组态类型学和序列类型学作为适用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矩阵构造、属性分类、组态分析、序列比较等形式化更高的类型学方法来全面解析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试图把握古典政体分类的科学逻辑,实现古典政体类型学与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直接对话。     

尼采的道德“类型学”

尼采后期思想中关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之间的区分是他所谓的道德＂类型学＂。＂类型学＂强调的是对立和差异,反对＂中间形式＂的混杂。它与＂谱系学＂结合在一起,成为尼采思想的利器。它表明欧洲历史中被视为＂最高价值＂的道德一直面对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就表现为对不同价值的＂强制＂。但是,如果道德只是与人们的保存本能相关,并且成了生命整体衰败的征兆,那么相反的类型就成为一种＂急需＂,因为这不仅关联着生命整个链条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体自我塑造的条件。     

互联网空间国际博弈的类型学分析

申琰在《理论前沿》2008年第23期撰文认为，分析互联网空间国际博弈的概念和主体，并对各领域的博弈现象进行类型学分析，以探寻博弈现象背后隐藏的竞争和合作因素，以及如何从战略高度把握这两个因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等弱势博弈方更清晰地审视这场博弈的环境、形势和自身优势及薄弱之处，做到既坚持国家利益原则、把握主动，又善于在斗争和竞争基础上实现互利合作来发展自己，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     

上帝在科学之光中冥思——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浅见

本文首先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梳理。着重介绍了类型学和布鲁克的研究方法,其次,对科学与宗教未来的关系进行了概说性的预想,并对二者的关系发展趋向作了简要阐释。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柏拉图:法治政体类型学的始创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出并论证了哲人政体,并在《政治家篇》里延续了对真正的政制的思考。但是,正是《政治家篇》将法治视为划分政体类型的一个基本标准,形成了关于法治政体的思想,从而开创了西方法政思想史上的法治政体类型学。而在《法篇》、《米诺斯》以及第七、八封书信中,柏拉图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法治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阐释了混合政体的主张与设想。柏拉图始创的法治政体类型学和混合政体思想,奠定了西方法治政体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