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化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与运用是当前思政课教学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运用过程中面临着教学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供给结构混乱、供给方式弱化等困境。因此,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供给侧,应坚持以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为根本出发点,创新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供给的有效路径。     

善用“大思政课”：深刻内涵、时代价值与建设理路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承担着铸魂育人的重大使命。“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就是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贯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全过程,深入推进“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既是对思政课建设基本经验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体现了对新时代思政课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善用“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思政课发展的鲜明特色。要厘清“大思政课”的深刻内涵,把握“大思政课”的时代价值,明确“大思政课”的建设理路,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进而更好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更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地域文化资源在思政课教学中的整合应用——以福建地域文化资源为例

合理运用地域文化资源,既可以起到弘扬优秀地域文化的作用,又可以增强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特色性、正面性、整体性、针对性及发展性原则,搭建地域文化资源系统,让思政课教学内容从陌生到熟悉,变"坐着学"为"动着学",可以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后慕课时代思政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转型和素养养成

慕课与校园课堂有机融合产生的SPOC课程模式,催生了后慕课时代,进入后慕课是现代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思政理论课教师要适应后慕课时代,应实现角色转型并达到对新的职业身份的认同。后慕课时代的思政理论课教师应具备有信仰、有视野的学科素养,有温度、有情感的心理素养,有创新、有开拓的教学素养,有担当、能持守的敬业素养,有目标、有技术的学习素养这五种素养,使我国思政理论课能够引领时代并真正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     

农林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农林高校作为培养"三农"人才的重要基地,应以新农科建设为契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创新型人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贡献。农林高校应寓传递"真善美"于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交叉融合式"课程体系,实施耕读教育,开展"师生同耕读",从而探索出一套具有学科特色与时代气息的课程思政建设范式。     

教育精准扶贫视域下高校贫困生的德性教育

高校教育精准扶贫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发展性精准资助,兼具保障性和发展性的双重功能,建构了针对贫困生的一种发展性能力德性。在以往的德性教育中,资助者优势视角居多,受助者主体性匮乏,资助关系并不平等和对等,资助的显性及隐性教育功能受到制约。基于高校教育大环境和资助育人大生态,应辨识德知、德性与德行,心理、情感与行为的关系,着力破解贫困生资助依赖、受助乏力等衍生矛盾,满足贫困生的内在发展需要,形成主体互动的良性资助关系。要按照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坚持资助与受助互为主体,摒弃片面的权利论与义务论,充分挖掘发展性资助的内在利益,保持资助能力提高与育人能力同步、受助能力提高与道德能力同步,围绕技业、职业、就业等方面,提高学生发展性的能力德性。     

《思想政治课教学》2022年选题及征稿

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以及全国思政教师、热心读者的关心支持下,《思想政治课教学》走过了40年发展历程。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思想政治课教学》将继往开来,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上举旗定向,在推动思政学科发展中探路引航,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凝智聚力,为思政教师专业成长架台搭梯。     

试析“大思政”格局下的高校共青团改革

在"大思政"格局下如何发挥高校共青团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生力军作用,提升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有效覆盖面,是深入推进高校共青团改革的关键所在。面对新时代党对共青团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课题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高校共青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优化组织职能、建设自主型团组织、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和建立育人联动机制四个方面着力探索团组织育人新路径,构建适应时代和青年需求的共青团工作新格局。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