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对中日韩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研究

对中日韩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取决于双边产业内贸易强度的大小。产业内贸易强度大,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正相关;产业内贸易强度小,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负相关。另外,中日贸易中纺织纱线等6种行业的贸易有助于提高经济周期协动性,而服装等2种行业的贸易降低经济周期协动性;中韩贸易中有色金属相关行业等6种行业的贸易有助于提高经济周期协动性,而塑料等2种行业的贸易降低经济周期协动性。     

海峡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典型事实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至今,其成效在中观（产业）层面已经得到充分显现,而在宏观层面却仍然失之模糊,尚未取得学界共识。这既受限于两岸经贸交流研究的传统涵盖范畴的有限性,同时又会制约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拓展,导致无法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路径形成清晰认识,也无助于对未来两岸经济的制度一体化提供结构性的设计思路。对于如何在宏观层面有效呈现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成效,一种可行的选择是基于对两岸宏观经济体系的供求结构特征的考察,归纳和提炼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一系列典型事实,从中揭示经由两岸经贸交流所形成的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状况。     

分析性测试在审计中的运用

从财务会计报表审计趋势来看,今后越来越趋向于风险导向审计,风险导向审计离不开对报表的分析性测试。财务管理中基本的财务比率在财务会计报表的分析性审计中具有重要作用。分析性测试又称分析性复核,其在各个循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会计师在各个循环审计过程中往往需大量运用分析性测试来获取审计证据,并协助形成恰当的审计结论。     

对刑法中原因自由行为的"视角性"研究

我国的刑事法律缺乏对"原因自由行为"这一重要理论的研究和运用,这不利于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因此,在对"原因自由行为"所针对情形之可罚性理论的历史演变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的"原因中自由的行为"这一法理,并对客观主义三种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以"归责原则视角 犯罪论体系视角 结构性视角"这一综合性视角来研究"原因自由行为"的观点,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理念可以为解决醉酒犯罪提供理论支撑.     

规制性征收概念与财产权保障体系

针对当前立法和行政中大量出现的非典型征收的财产权限制行为,“规制性征收”似乎提供了恰当的救济和保障的思路,其实证化的趋势也因此显现。但是,通过对征收规范的一味扩张,“规制性征收”存在引发“征收”泛化的可能性,从而颠倒财产权存续保障相对于价值保障的优先顺序,降低财产权保障的水平。与此同时,“规制性征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也使其无法成为财产权“存续保障-价值保障”二元结构下的理性的征收概念。因此,应当对“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保持警惕,可行的路径就是坚守我国宪法上狭义的“征收”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存续保障、价值保障的综合的财产权保障体系。     

解读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普遍意志”概念

“普遍意志”(volontégénérale),是卢梭政治与法律思想中长期充满争议的概念。当今中文学界对该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译法,但“普遍意志”的译法更为准确。在概念史上,普遍意志并非卢梭首创,但卢梭却赋予了该词全新的含义。对“自由”的过分关注划清了卢梭与其他社会契约论者的界限。普遍意志的基本内容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但人们无法仅根据个人利益汇合成公共利益,还需要借助理性与宗教的帮助形成普遍意志。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要求结合者们交出“一切权利”,这种说法可能并不符合卢梭的原意。虽然普遍意志的形而上学性导致它不能直接在现实国家中实现,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完善现实国家的理想标准。     

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统一性与个别化的协调

在所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量刑的统一性和个别化的冲突均无法避免,死刑量刑也不例外。本文通过对美国死刑量刑制度的分析,揭示出美国如何在死刑案件审理中通过对定罪量刑过程进行不同的界定,以实现对死刑使用的限制。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定罪和量刑阶段合二为一,严重影响了对死刑的公正适用。作者建议借鉴美国死刑量刑独特的制度设置,将死刑定罪和量刑阶段进行区分,并对如何适用死刑作严格的量刑论证。     

专题询问:如何从根子上解决“屡改屡犯”

专题询问会上,大家认真对待,有来有往,问出实效,答出担当。栗战书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思想上高度重视,把查问题和改问题、治已病和防未病有机结合起来,从根子上解决"屡改屡犯"问题。     

履行行政职责的作为可能性

有关行政机关履职评价的既有理论和制度,聚焦于对作为义务和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考察,而未真正涉及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讨论。相关理论假定,立法已经解决了行政职责和行政能力的匹配问题,或相关权责安排已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得到正当化。但是,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资源的配置并不享有实质上的决定权,目标与能力不匹配的行政任务在我国法律中大量存在。要准确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状况,在考察作为义务、结果回避可能性之外,还需将分散在机构编制管理、预算、规划等体系中的行政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拼组”,综合考虑行政资源的可及性、充足性及其与行政任务的匹配度,确定对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的合理预期。在不(完全)具备作为可能性的情况下,应结合行政机关是否采取了替代性履职方案、是否积极调剂其他行政资源、是否合理调节了公众预期等因素,最终评价其履职情况并确定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