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安家”工程 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全省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会议综述

7月28日,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在酒泉召开全省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总结会议,全面总结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我省已超额完成中央下达的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全省共新建村活动场所3937个,超出中央下     

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     

加强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础。做好新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上合组织历次军演风采

①2002年10月11日．在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中方边防部队特种兵搭载直升机进行山地滑降。     

妙笔催开文明花

刘老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连续几年资助山区贫困女孩读书的事保密得很好，却不经意被细心的徐汇区新闻志愿者了解到详情，并很快地在报纸上发表。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刘老伯的事迹在居民中迅速传开了，刘老伯所在的上缝居委会不失时机地在小区里开展了“学习刘老伯，人人争奉献”的主题活动。大家踊跃捐款捐物帮助困难家庭，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小区上下一股文明新风在涌动。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感慨地说，新闻志愿者几年来满腔热情地挖掘新人新事，常常挑灯夜战写新闻，为我们小区更文明更和谐做了大量的工作，真是难得啊!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实证研究——以A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主要分析样本

公安机关内部主要通过设立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以初步实现相对独立的监管。在改革方向既定的情况下,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逐渐扩展和深入,同时也伴随着某些争议和改革诉求。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的发挥,主要来自于对案件、办案活动和物与卷宗的监管。基于对运行实践的理论评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责任制设置本身不尽完善,监管与办案职能事实上交叉混同,对物对卷监管意识及能力薄弱。应当进一步完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执法责任机制、建立地市统管机制和改进物卷监管机制,以提升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监管效能。     

艺术活动的理解维度与诠释学辩证法

艺术诠释是美学和艺术理论中的重要难题,传统上主要有四种基本理论类型,它们各有其优势和局限。艺术诠释是一种综合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艺术诠释活动各种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张力关系,应该在综合的理论视野中理解艺术诠释活动的诠释学辩证法,尤其重要的是把握艺术作品与理解者阐释之间的诠释学辩证法。艺术作品的意义阐释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艺术的诠释学活动始终是艺术作品的同一性与意义理解的创造性辩证运动。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论无控诉审理模式

<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125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予以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3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是说,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成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由审理该案的审判组织直接以判决的形式追究其刑事责任。显然,上述规定突破了传统的控辩对抗、法庭居中裁判的三角结构模式,底蕴着一种新     

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政府监管：制度安排、执行困境与整体优化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思想的充分体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赋予政府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监管职能,构建了政府监管的组织架构。鉴于国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政府监管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可借助“制度—组织—结果”的视角,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制度安排、现实执行、整体优化进行分析。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面临“法不应求”“协而难同”“重心后置”“威慑乏力”等现实问题,应从有法可依、高效协同、全程监管、科技赋能和社会共治五个方面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的整体优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