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思想魂魄由重读一篇经典文献想到的

近日重读了对中国新文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典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把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创造、文化价值，提升到凝聚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实力的战略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文革”前京剧《红灯记》对香港的影响

正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红色经典剧目,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无论就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堪称革命文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大凡四十开外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当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时万人空巷的盛况。《红灯记》不但在大陆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对香港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红灯记》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玉和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的故事。京剧《红灯记》在60年代初改编后不久立即脱颖而出。1964年11月6日晚,毛泽东主席     

变与不变:西方文学经典形成机制中的文学本质特征思考

不论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还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形成都有其不变的对文学语言的审美追求、对人性的探讨和对真善美的宣扬;但不同的文化群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真善美的艺术准则和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是有所发展和变化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形式、内容和功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社会需求;这些因素促成或制约了文学经典的形成。因此,要创作出经典文学作品,既要不断追求和准确把握历代经典文学那些不变的普遍价值;又要敏于洞悉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从形式、内容和功用上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使作品植根于民众的现实生活。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评析

时代与实践主题的转变使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学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基本原理、人本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以及经典文本等方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体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现实问题与经典文本的结合，以根据时代要求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及意义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重要历史贡献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完善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提出的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天才论述。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相关经典著作出发,简要阐释唯物史观中的经典内容,并对唯物史观的意义进行相关分析说明。     

布依文古籍的保护与开发

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族形成了自己的语系,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民族文字。20世纪50年代,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创立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际音标音文字——布依文,并在一些布依族地区试点推行,后经1981年、1985年两次修订,终于形成了独立完善的布依族文字,并在贵州布依族地区广泛推行"双语"教学。这是现     

当个士兵又何妨

正"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名言耳熟能详。我却对其有另外想法。诚然,拿破仑的这句经典名言能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其本意是鼓励人要有抱负、有理想,要有上进心。但是,倘若每个士兵都教条地理解这句话,一门心思都想当将军,则未必是好事。干好本职工作是对士兵的基本要求,练就过硬本领是士兵的应尽业务。雷达兵要能快速准确捕捉     

不朽的红色经典——读《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

2011年12月27日,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向党员干部推荐了第五批学习书目。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学习导读》《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孙中山传》《星火燎原全集精选本》《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     

武夷山大安中央红军村红色经典里程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的本色,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内核与精髓。大安村,是武夷山市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中央红军村。这里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领袖方志敏率领红十军第二次入闽的会师地,革命家黄道在大安闽北苏区首府主政5年的中心地,黄立贵率领中央红七军团五十八团重返闽北苏区的所在地。     

论习近平关于政党协商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关于政党协商重要论述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一重要论述的形成主要仰赖于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协商的思想,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民主因素,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协商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