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对《论十大关系》的《矛盾论》的解读

1937年毛泽东发表哲学著作《矛盾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系统论述。20年后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充分运用《矛盾论》中的辩证统一思想,从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主要问题,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分析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结构,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矛盾转化的条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一个初步和系统的思路。从此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组织体系与新时代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养成——重温刘少奇的《论党》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传统和优势。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重温中共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党内监督尚需及时补短板

党内监督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各方面的监督不够平衡。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相对较强,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同级相互监督、党内党外监督的相互结合、党内监督体系和网络建设,还相对较弱。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还需要及时补短板。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就要提高监督的自觉和自信,明确自下而上监督的责任主体,建立健全自下而上监督的具体而可行的制度。要发挥同级相互监督的作用,就要加强党代表大会对全委会的监督、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各级党委对同级纪委,以及各级纪委对同级常委会的监督、全委会和常委会对自身成员的监督。要促进党内党外监督有机结合,就要促进党内监督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和司法监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监督、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要强化党内监督体系和网络建设,就要全面理解和加强一把手的监督职责、纪委的专责监督,构建科学严密的监督网络支撑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转。     

“设论”文体新论

作为一种文体,设论既与对问不同,亦与赋不类,而应该属于论,理由有三:名为"论",以说理为主要特征,以议论辩驳为主要表达方式。设论文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设疑"即虚构人物进行发问,结构上为客主问答。其二,"自通",即答疑释惑,自我解嘲。二者必备,方为设论。设论体的结构体制具有双重性,从叙事策略的角度看,有宾有主,有问有答,看似与对问没有什么区别,实则不然,其深层逻辑结构则属于起承转合式,与对问明显不同。     

刘少奇的严明家风

正刘少奇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十分注重党员干部的作风修养,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内作风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生活上,刘少奇更是严于律己,家风严明,为全党树立了典范。心中装着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