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抗日是唯一的出路(上)——李宗仁关于焦土抗战论的抵抗理念

李宗仁治下的广西在民兵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获得"模范省"称号,并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有效的抗日宣传和贯穿全省的抗日救亡宣传。李宗仁和桂系的政治策略和思想为广西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推动作用,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此外,他们进而把反蒋政策推动到关键点——"逼蒋抗日"。李宗仁逐渐总结出著名的抗日思想"焦土抗战论"。这种思想引导了桂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行动,并成为"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中的国策。     

毛泽东与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研究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紧密结合,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和有力的举措,不断加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并且努力促使两者协调融合、形成合力,这样才能使党的建设更加科学、更加严格和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之形塑——海峡两岸刑事法之对话CSSCI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法领域产生理论分野:前者学习苏俄,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四要件"的耦合式平面结构,具有强烈的入罪倾向,而在证明模式上,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的相互印证,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整体主义",缺乏认知融贯性的同时忽视原子分析;后者继受德日,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三阶层"的开放性递进结构,凸显类型化思维,而在证明模式上,注重对个别证据的审查判断,在证明模式的初始化过程中具有"原子主义"色彩,并有序地向"整体主义"过渡。作为约束实体认知与程序指引的"指导形象",犯罪论体系与刑事司法证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两岸刑事司法实践样态存在差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错适用之效果,也在法官认知过程中得到集中呈现。     

成都市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成为成都市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得到较快发展,但行业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供需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从完善老年人医保制度、加强医养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医养结合发展机制、加大医养结合养老宣传等方面着手,促进成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发展。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专题询问:如何从根子上解决“屡改屡犯”

专题询问会上,大家认真对待,有来有往,问出实效,答出担当。栗战书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思想上高度重视,把查问题和改问题、治已病和防未病有机结合起来,从根子上解决"屡改屡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