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米尔斯海默对结构理论的修正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为国际关系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米尔斯海默继承了 结构理论, 并从无政府状态和均势两方面对其进行了修正, 提出了非结构性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 响, 使国际关系有时不能完全按照结构所决定的趋势发展, 从而突破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体 系变化解释力不足的状况。     

何以众志成城?——慈善组织联合抗疫行动模式研究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慈善组织通常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既有研究对这种联合行动的内部结构和互动机制缺乏关注。为探究不同合作网络的联动模式,本文使用类型学研究方法从关系强度和结构自主性两个维度,将慈善组织联合行动模式划分为“伞型治理型”、“去中心合作型”、“网络式协同型”和“科层管理型”四种类型,并结合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四种模式的慈善组织联合行动都取得了成功,揭示了联动模式的多元性;(2)强联结下的联合行动易于形成集中化网络,表现出高度协作,集体行动更易达成;弱联结下的联合行动则形成集成化网络,借助网络较高的对外延展性建立跨界合作网络;(3)无论哪种联动模式,“互补机制”是慈善组织联合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包括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和治理理念的互补。     

“干部下挂”何以助推党政结构组织韧性——基于S省的案例分析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事制度安排,干部下挂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所逐步形成的历史治理实践息息相关,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治理方式。本文以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下挂S省的案例为研究对象,发现干部下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全局统一性与地方灵活性的衔接机制,组织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协调机制,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学习机制,组织结构和职能配置优化的推动机制,以及组织干部队伍锻炼培养机制”的五个重要机制。干部下挂形成的五大机制,赋予了中国特色党政结构“适应性、衔接性、互补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组织特质,生产出了跨系统和跨层次的党政结构组织韧性,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     

地缘经济视域下的历史逻辑——俄罗斯经济结构特性与俄乌冲突的起源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现代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核心问题。认识俄乌冲突的根源,需要从俄罗斯当今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入手,借助经济地理学和地缘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挖掘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起源。在认知俄罗斯经济结构特性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俄罗斯在当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下存在着源自地理的固有劣势。随着世界地缘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这种劣势遭到放大,导致俄罗斯在现代金融、贸易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乃至于被固定在“世界体系”外围位置上。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了依靠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从而改善经济地理条件的路径依赖。当代俄罗斯也曾试图改善经济结构,以独联体为核心打造欧亚联盟来扭转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但欧美对乌克兰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得俄罗斯的地缘经济布局被一再打破。从这个角度看,俄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俄罗斯能够转变以地缘政治主导地缘经济的旧有思路,则以和平方式破解困局的契机依然存在。     

地方政府何以不断选择“过度”应急行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过度”应急行为何以不断被地方政府选择?基于“位置”变量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遵循“结构→功能→动机→行为”的逻辑顺序,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形态由常转急后,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共同形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致因机制,而围绕“寻求问责结果最小化、力争晋升通道清晰化和急需触发频率稳定化”目标集合实现衍生出的“弱责”动机、“趋利”动机和“维稳”动机,组合生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受多层级官僚组织形成的政策执行易产生偏差空间与应急效能过度输出需求的综合作用,“过度”应急行为选择结果就此产生。此外,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强制性”特点,为“过度”应急行为反复被选择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

本文以阐述传统思维下的侦查讯问的口供中心主义为基点,对造成口供中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指出传统侦查讯问程序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背离的,于当今法治社会的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价值理论是格格不入的。以思辨式的思维提出了构建法治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程序,并就讯问的法治化要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期能给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革命带来灵感。     

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施城镇化战略,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共同进步的重大决策.实施城镇化战略,关键是要尊重城镇发展规律,处理好城镇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按照"十一五"规则所确定的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

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动态性与非排他性,数据交易当事人处于持续性数据收集或传输关系之中,任何一方均不能排他地控制个人数据。上述特性使得数据交易不能被界定为数据买卖,数据处理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数据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关系与数据处理关系的不同,使得数据交易具备双重法律结构。一次完整的个人数据交易同时包含表意人的承诺与个人的同意,前者属于意思表示,后者则属于准法律行为。与之相应,个人数据交易由基础性合同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组成,前者主要受合同规则调整,后者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对象,二者效力应分别判断。在规范适用上,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非原则上得准用法律行为规则。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各守其分,分别规范数据交易中的不同行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考虑到数据处理也是合同项下的行为,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在例外情况下穿透双重结构,协力实现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法院的组织结构——兼论中国法院的解构与重构

法院结构呈现出二元性、异质性和矩阵性特征.法院异质结构是政治现代化的外因和法院自身结构变化的内因双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审判权的专业化和行政权的科层化存在冲突,两个系统分而治之及法院行政决策权由法官(法官集体)来行使是整合的关键.结构同质化和科层模式成为中国法院的特征,法院改革就是实现同质化结构向韦伯型法院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