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证成与规范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的一把利刃,能够有效地保障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力,其本质上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从当前实践来看,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旧呈现弱小态势,且所涉及的相关证据制度也不尽完善。为此,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强制权、优化调查取证的证据制度设计、细化案件调查取证程序,以保障并规范行政公益诉讼调查取证权运行。     

论工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以山西省潞安矿业集团王庄煤矿工会为例

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是防止有害职业因素对女职工生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保护女职工能够健康持久地从事劳动生产的一项制度标准.明确工会在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中的定位,对于充分发挥工会维护弱势群体的作用,实现建设和协调劳动关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国有企业维护稳定工作的几点思考

维护国有企业稳定,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职工珍惜和谐稳定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坚持防控结合,化解和处理不稳定问题;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部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能力.     

商誉及商誉权之法律归位分析

法学理论中,商誉是一个内涵丰富、寓意中性的概念。商誉是对企业的社会评价,是企业的一项无形财产。商誉权理所应当、也完全可以被归位于知识产权范畴而予以有效的趋同化保护。我国应尽快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引入商誉和商誉权,以有效改观目前实践中保护商誉只能类推适用有关法律的难堪局面。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论域名权与姓名权的冲突及解决机制

域名权与姓名权发生法律冲突的基础在于两者的商品化尤其是姓名权的商品化,认定域名注册侵犯他人姓名权的关键便在于确定注册人是否在未经姓名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姓名进行了商业利用,这也是解决两者纠纷的一般规则.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立法与改革关系下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运行状况及发展方向

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立法体制中最具特色的一种立法权力。经济特区立法权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当前,特区立法一度普遍显现出“边际效益递减”,创新力度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深圳、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本文以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发展历程为例,总结特区立法权当前在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里面临的困境,尝试提出充分发挥珠海特区立法变通权功能的建议,实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