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语言概念的分析浅议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直是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人们立场的不同,导致至今仍没有定论。从语言概念入手,来分析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语言可以分为大语言和小语言。无论是大语言还是小语言,思维都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对于小语言来说,思维的介质有多种形式,而有声语言只是其中一种;对于大语言来说,思维的介质则必须是语言,两者互相联系,不可分离。     

刺醒对真理的冷漠

近来关于中国的新闻和言论,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未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生存道路与方向的选择背后,无法回避的是真理问题,因为无论政治家还是民众的选择,总是与对真理的理解和认识有关。回首改革之初,1978年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人们脚前的路。但这场讨论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就通过主流话语宣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结束。     

科学发展观、宪政思维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我们树立宪政思维,学会运用宪政思维执政。宪政思维是契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本质与要求的思维。运用宪政思维执政,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中的目的论思维方式浅论

从哲学史上看，在古希腊哲学关于自然的探讨中就出现了与机械论相对立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自然观上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贯穿于整个哲学史。现在，令人关注的是在当代新科学观（譬如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宇宙论等）中的许多方面，人们发现了以目的论形式思考的优越性。基于西方哲学中目的论思想的文献价值和当代影响，有必要从源头上追溯古代和中古哲学中的目的论思想，而这种追溯将为我们理解古代和中古哲学的思维方式提供一个不错的视角。     

改变世界的十大思维

当旧想法无法解决新问题，新思维就会应运而生。美国最新一期《时代》罗列了2009年十个正在改变世界的新思维：     

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

随着中国法理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抑或建国60年学术总结的逐渐降温,针对现有材料做一番综述的综述就显得殊为必要。在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有综述尽管涵盖宽广、视角多元,但是总的来看忽略了对整个学科思维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缺少了对实践转向的揭示。由此,本文力图在学术史的视角下,归纳出三十余年中国法理学转向的两个层次:学科整体与法学实践剥离到契合的转向和学科内部从单一宏观到多元微观的转向,并提炼出支配学科转向的实践主导意蕴。     

企业维稳综治工作浅析

维护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企业来说，维稳综治工作更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必须坚持“一个宗旨”、抓好“两个环节”、落实“五种责任”。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阶段的新思维

2008年台湾政局的变化，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两岸关系从1949年因国共内战而分治开始，经历了近30年的军事对峙，逐步走到和平的局面。后来，两岸开始了开放与交流，也经过了分裂与反对分裂、“台独”与反对“台独”的斗争，到了今天，两岸关系终于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两岸关系走向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过渡性的阶段。     

浅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现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重要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称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表现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新唯物主义”哲学，实践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时代精神，实践观点和思维方式是我们未来研究、发展、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     

进一步加强学习《工会法》十分必要

今年3月1日，新当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建国在全总十五届七次执委会议上指出：“工会法是工会工作的基本遵循，工会章程是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准则。一部法律、一个章程，我们要了然于胸、运用自如。”1992年《工会法》的重新颁布和2001年的修改，都曾经在广大工会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且一度掀起学习热潮，对于广大工会工作者学好、用好《工会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工会干部中也存在“表面化”、“一阵风”甚至根本不学《工会法》、不懂《工会法》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将《工会法》内化为工会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针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强调，进行一次《工会法》的再学习、再教育、再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