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好机关党建融合发展“一盘棋”

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机关党的建设对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风向标作用。一直以来,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存在结合不紧、互融性不强的“两张皮”问题,这是机关党建“始终走在前、作表率”的最大障碍。“两张皮”的实质是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各自为战、缺少互动融合。构建科学融合机制,让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制度化、常态化、高效化,化“各自为战”为“协同作战”,是破解“两张皮”的有效路径。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的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是营商环境中的核心要素。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对标国内外一流营商环境标准,构建特色、量化、公开的考核评价指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法治政府职责所在。在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启动之时,必须让法治政府全方位、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成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加速器,从而更好助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法律建构

现代宪法规定国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基本义务,而财产权的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祉,据此,个人所得税法建制侧重于设定纳税义务的成立要件和确定程序。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是在所得分项基础上经由法律创设的,分为税款缴纳的主给付义务和纳税申报的从给付义务,可能由支付所得者或取得所得者履行。分类税制下,纳税义务主要由负有扣缴义务的支付所得者代为履行,取得所得者则负有根本性的纳税义务,充分体现税收稽征效率。综合所得范畴的引入,使得核心课税要素由所得这一征税客体转向纳税人,更能实现量能课税原则。纳税人有依照法律纳税的权利和义务,由此,重构纳税义务如下:其一,横向的并行结构,包括综合课征和分类课征等模式下的纳税义务,后者可能包含税收负担从轻权;其二,纵向的递进结构,包括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等阶段中的纳税义务,可能包含补税义务或申请退税权。     

协商决策化解民生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民生领域取得重大进步。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日益丰富,群众期盼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化解民生难题过程中发挥好协商决策优势,可以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争先进位 走出创新发展“海安之路”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必须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近年来,海安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抢抓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以“五个突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海安篇章。从2012年起,海安连续8年在南通市综合考核中位居第一。在2019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最具投资潜力百强榜、工业百强县市排名中分别列第28位、第7位、第25位,位次持续全面前移。     

受欺诈、胁迫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的制度体系化

《民法典》颁布之前,不同民事立法对于受欺诈、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分别予以规定,没有实现受欺诈、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制度的体系化.这导致了该制度所体现的民事立法价值的不一致,也不利于对该制度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民法典》对于受欺诈、胁迫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的不同规范进行有效整合,并构建了受欺诈、胁迫的民事法律...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意义

传统行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行政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就公共危机管理而言,这些积极因素主要涉及公共危机管理者素质、公共危机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效率等方面。这些积极因素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建设更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监督理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监察法治监督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生成逻辑严密、渊源深厚,实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功能定位清晰,回应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挑战;原则导向科学,指明监察监督工作开展的根本遵循;治理体系严谨,形成了系统化的方案证成;实践指向明确,规划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长远布局。对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稳致远,有利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蓝图。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