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造假“只罚三杯”能否终结

与瞒天过海式造假、凶猛任性的市场操纵形成反差的是,我国证券市场对违法主体的罚金和民事赔偿往往只是“罚酒三杯”。优化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成为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维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当务之急。上海金融法院日前发布的国内首个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规定,积极探索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和司法需求的民事诉讼机制。被称为中国版的证券市场集体诉讼破冰,有望改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偏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偏高的顽疾,同时也为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试点扣上逻辑“闭环”。     

诈骗傍疫情

宅家抗疫的生活,使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加大,网络购物、网络求职、网络贷款和居家上课成为一部分群众新的生活方式不法分子利用人们疫情期间出行不便,购物、求职心切或信任老师等心理,诈骗成功率大大提高。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及其治理

受传统社会话语秩序的自由张力影响,网络话语失序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必然结果。在突发事件的强力冲击下,话语主体集群化、话语内容失真化、话语伦理消解化成为网络舆情中话语失序的集中呈现形式。结合突发事件和网络话语的结构性特点,话语失序的原因可归结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不同话语群体的身份焦虑与错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对话与表达机制尚不健全和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背后的多元利益诉求与抗争。以问题倒逼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话语失序现象进行治理,要求切实做好健全突发事件网络对话沟通机制、规范突发事件网络话语建构秩序以及加强突发事件网络话语生态治理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显著时代特征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网络舆情和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势的清醒判断和深刻把握,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立足我国改革发展实际、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就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论断和新要求,深刻阐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课题,为我们坚定不移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     

加快释放需求 扩大居民消费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等23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19条举措,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消费网络、消费生态、消费能力、消费环境6个方面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多元一体:集体主导的村社养老模式——基于闽南乡村敬老院的个案考察

敬老院是村社集中供养模式的组织载体。在乡村社会场域中,敬老院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村集体的组织动员。村集体不仅是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主体,而且通过养老服务外包构建了风险共担、分流治理和监督制衡的治理结构,维系了敬老院的日常秩序。因此,村集体是统合地方政府、乡贤群体、农民家庭和养老服务公司等不同主体的核心,由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村社养老秩序。面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困境,通过发掘基层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立足村庄社会构建低成本、高福利的村社养老模式,是回应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农村养老服务需求的有益探索。     

建立青少年网络分级机制刻不容缓

如今,青少年群体已成为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18年5月31日发布的《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及网络安全情况调研报告》显示,当代青少年的触网年龄愈发提前,约有超过六成的青少年触网年龄在6-10岁,且八成以上都具备较强的网络使用能力,24%的青少年每天上网时长达2-4小时。     

新《证券法》下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确定之构想

对新《证券法》所采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标准之理解,因取得等术语的介入以及授权补充立法条款的保留而容易产生认识偏差。通过厘清获取与知悉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吸取成熟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内幕交易理论发展中的教训,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标准可以解释为不当获取并知悉内幕信息。根据这一标准,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的补充立法应当将知情人限定为可以利用身份、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相关司法解释也应该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限定为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受密人作为泄密人的相对人,则应恢复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     

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的“中立”前置要件研究

我国《电子商务法》和《侵权责任法》忽略中立要件,使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受到避风港规则中知道要件的检验,过度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影响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欧盟和美国均规定了中立作为责任承担的前置要件,对两者立法、司法的比较研究可提炼出技术中立和地位中立的明确标准。该标准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可解释现有知道规则,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持中立,承担合理的责任。中立前置要件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遏制网络侵权的商业化泛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