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视域下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及消解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新型网络空间已成为改变和塑造新时代青年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对于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场域、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仍面临内容“失信”、形式“失灵”、对象“失控”、环境“失纯”的现实困境,为此必须着眼于场域虚拟化、过程多维化、主体互动强烈化的新变化,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流引领、内容建设、形式创新、法律保障、微观践行等方面着手,注重青年网络思辨能力培育,不断开辟网络爱国主义育人新境界。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是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外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或国家群体）。什么影响了它们组建议题联盟时的选择变化？本文认为解题的关键是权威,即一方在国际制度中引领他方、使他方自愿跟从其所提治理规则的能力。权威能分离成权威追求和权威基础这两个子因素：前者指追求在国际制度中进一步引领他方,后者指在国际制度中已具备的使他方自愿跟从自身治理方案的能力。本文假设,权威追求的差异导致对于议题联盟对象的选择差异,权威基础的差异导致对在议题联盟中所扮演角色的选择差异。据此可形成一个包含四种议题联盟选择的解释性类型学框架：集团内追随、集团内领导、跨集团追随、跨集团领导。对欧盟和巴西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案例分析能够对此进行验证。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与政策指向

社会视角下的相对贫困研究,在承认贫困内核基础上,拓展了分析维度,丰富了相对贫困理论。中国部分发达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相对贫困治理经验,但由于缺少社会视角的介入,延续了绝对贫困的治理思路,未涉及到“社会不平等”等核心问题。未来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从社会视角出发,围绕“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从保护取向和发展取向双维度入手,构建兜底保障政策、社会保险与公共服务政策、开发式扶贫政策、社会投资与地区发展相互契合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数字不平等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数字不平等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新的风险来源。作为数字鸿沟的新样态,数字不平等表征为数字技术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具体表现为被商业与资本裹挟的平台组织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算法应用中的偏见植入与歧视再造,以及公民数据权利的贫困,导致数字时代“权力-权利”关系的失衡。数字化生存常态化、数字孪生空间的交叉作用以及平台组织权力捕获的共同影响,强化了数字不平等的复制、扩散与叠加。不同于传统的数字鸿沟治理思路,数字不平等强调主动规制与主体赋责,以治理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与负外部性,最终实现“权力-权利”关系的再平衡。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逻辑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是一种契合科研规律与公共财政基本要求的经费管理方式,但关于包干制的内涵及其制度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存在内涵界定不清、包干方式不明等问题,严重侵蚀相关改革的实效。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应从中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现实情境出发,在分析总结改革政策落地难的基础上,理顺并打通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脉络,并依据中央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重塑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范式,进而推动有助于改革政策落地的具体制度建构,最终实现经费使用“包干制”和“放管服”改革的有机融合。     

金融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研究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种核心机制,在金融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改变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合对失信行为人进行约束,其运行原理来自于预防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等。该制度的运作逻辑是“发起—响应—反馈”的联合治理,具备惩罚、教育和加强信息对称性的功能。金融领域已有较详细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但有关惩戒措施的属性和类型划分尚存争议。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困境、泛道德化倾向、缺乏程序性规范等问题。对此,应当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以合法性补强,细化相关法律规定、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定相分离,制定完备的程序性规范。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践行性别平等的重要议题,也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妇女议事会则是推动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基于对S市C社区妇女议事会中女性参与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本文发现城市社区妇女从参加熟悉的社区活动转向参与陌生的社区公共事务,经历了“小团体”治理和新团队形构,这是女性主体性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情”与“理”之间不断平衡的动态过程。相较于有关女性社区参与的“性别气质论”与“性别区隔论”,本案例所体现与建构的情理互动论,一定程度上更侧重回应女性公共参与中的情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