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铁腕管控网络谣言

新加坡政府在互联网信息管理中,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特别是网络谣言,采用立法约束、行业规范、打击封堵、舆论引导、公民自律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初步摸索出一套应对网络谣言的有效经验。     

流言止于负责任者

事实已反复说明,网民在网上的意见表达和情绪宣泄,并不仅仅是个人之事,而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网上鱼龙混杂．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无知好事者甚至别有用心者。这些人出于各自目的,利用网络无事生非、兴风作浪、扰乱视昕、谣言惑众,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损害社会共同的利益。     

5000警察护卫婚礼,谣言伤害了谁？

谣言尽管对人们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它不必然造成社会不稳定或更为严重事态发生。没有网络,甚至不通电话的村庄时代,有没有谣言？当然有。譬如二三十年之前,我的老家就出现过这样的谣言：某月某日,女婿要给丈母娘家送多少斤面,多少丈红布,如果不送,就会大难来临。     

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及其运演规则——G.W.奥尔波特、L.波斯特曼《谣言心理学》述评

弗洛伊德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动力归因于潜意识的冲动,而奥尔波特则侧重研究处于意识体验中的健康个人的行动倾向,这也昭示其理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即个体具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它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具有理性、能动性、选择性,不受环境或生理等其它因素的控制。文本试图构建人类群体中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模型,揭示谣言传播的心理实质及其运行规律:一则模糊不清但含有语义要素的信息经过X轴向前运行,该段信息在被个体接收后,在自我意识层面以模糊性和重要性两个维度,进行一系列的转化并形成谣言信息。具体而言,信息模糊性是在个体意识层面感知、记忆和评述过程中产生,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完整性原则,人们会对模糊的信息进行加工,使之更加具有合理性,合乎现实逻辑和自我需求,并使得信息的模糊性变成确定性。信息重要性是指Y轴动力系统中,在个体精神层面动机与需求的力的牵引下,信息被个体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加工;在潜意识本我层面,信息被个体自我按照快乐原则投射到意识之中,使得信息对个体而言变得更为“重要”。以上过程,谣言生产的总体原则符合简化、强化和同化的歪曲模式。一方面,歪曲模式发生在自我对本我和超我的平衡点上(小我),内含潜意识向意识呈现、自我向超我及环境超越两大动力结构,推动“模糊性”向“确定性”转变;另一方面,歪曲模式同时发生在精神层(大我),行为动机和情感需求形成“重要性”驱动力。     

媒介化社会中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兰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言、谣言的观察分析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兰州暴发以来,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拥有更多元、更便捷的渠道获取各类疫情资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然而,在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媒介化社会中,人类对媒介技术的掌握未必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匹配,与德尔塔变异毒株伴随而来的“信息疫情”同样使人惶恐。如何让公民提高辨识能力,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不会被轻易“带节奏”,杜绝信谣、传谣,就必须重视并加快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通过政府、媒体、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等形成媒介素养教育合力,帮助公民在信息的接收端构筑起防火墙,减少“信息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论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媒体的种类随之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网络谣言也越来越多,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目前我国的网络环境迫切需要对网络谣言进行净化.对网络中存在的谣言进行深入分析,需要将我国法律当前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来,通过增强监管力度、建立刑罚措施等方式进一步补充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律,将我国有关网络谣言的法律缺失尽快弥补,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提高我国公民对网络谣言的认识程度,了解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使公民具有足够的分析能力,从而鉴别出网络谣言,不参与网络谣言的传播.     

印度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印度政府自2000年开始规制信息技术产业,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通过对印度的宪法、网络专门立法、机构建设和网络自治等方面进行研究,整理并梳理出其十余年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的经验,以期为思考我国网络谣言治理方式提供有益借鉴。     

美韩两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均带来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美韩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从民事、行政、刑事等方面全面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但是美韩两国在网络谣言治理之初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美国政府因自由言论的宪法屏障而退居二线,以社会自主治理为主;韩国政府则主动出击,建立了网络实名制度。两国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寻求网络谣言治理的平衡点:对谣言既不过度管制,也不过分放任。两国在实践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并予以借鉴。     

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五个思想性问题

当前,除了住房、医疗、教育、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民生问题、利益问题会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外,还有一些思想性问题会对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这些思想性问题主要包括:邪教沉渣泛起,危害社会稳定;农村信教蔓延,消解文化认同;谣言传播泛滥,制造社会恐慌;夸大改革之弊,动摇发展信心;社会思潮涌动,削弱主流价值。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