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应对研究

依法治理网络造谣传谣违法犯罪行为 信息网络的普及,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方便,加速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然而,网络在给人们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为违法犯罪创造了条件。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造谣、炒作的所谓＂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推手＂,使得网上造谣、传谣活动呈现出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新特点。     

信用评价体系视域下的网络谣言治理

信用评价体系凭借信用公示与失信惩戒机制将治理重心前置,推进双层社会谣言治理逻辑契合,实现了网络谣言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提升。而“失信”对“违法”概念的覆盖不仅揭示了信用评价体系“德法共建”的功能预设,也决定了网络谣言信用治理应秉持“德法共治”理念,实行道德与法律双重标准。同时,信用评价体系的适用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实行完备的污名消除制度,在保证合法性与科学性的基础上实现网络谣言治理方式的创新。     

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内生逻辑与规制

热点事件极易滋生网络谣言。谣言的认定应注重两个区别，一是“科学质疑”与“非法造谣”,二是“善意传播”与“恶意传谣”。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内生逻辑是吸粉引流的“流量驱动”,其行为的结构链条为：社会公共话题领域内的基础性热点事件+不良心理动机的虚假信息发布者+主动配合或被动接受的当事人+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有意或无意的网络受众+真相揭秘舆情反转。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应对规制主要包括，对“人”采取网络禁言与失信惩戒措施，对“事”进行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细化规定，有权机关与部门应坚守法治底线，构建法治化通报制度，完善奖惩激励机制。     

网络谣言反向代际传播及其运作机制探究——基于68个微信家庭群的分析

网络谣言传播是当下亟须治理的一个社会难题。传统研究刻板地将亲代视为谣言传播者，而子代被当作理性辟谣者，这一路径难以全面地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从代际权力视角出发，运用虚拟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剖析网络谣言反向代际传播现象。研究发现，子代更具优势的时势权力难以跨越传统长老权力以有效干预亲代在风险中的高危行为，无奈只能借助谣言反向代际传播实现自我增权。网络谣言与亲代利益紧密相关，子代通过诉诸权威、恐惧表达和不断重复以帮助自己增权。然而子代增权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代际间数字鸿沟的差异及代际责任的履行，当亲代能充分理解谣言传播的深意后，便可达成子代对亲代的风险干预。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产生机理和因应策略——基于一个历史比较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的蔓延既容易引发社会性恐慌,又有损于政府公信力,极大地影响了疫情的整体性治理。阻遏谣言不能简单依靠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而需要洞察谣言作为群体性无意识活动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表达。整理汇集"2020新冠肺炎""2003非典型肺炎""1910东北鼠疫"和"1894粤港澳鼠疫"期间流行的谣言,通过建立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分析和解释重大疫情谣言规律性重现的原因,即谣言的产生是公众世界观秩序被扰乱后的慌忙重构、公众意识形态的集体具象化和公众渴望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表达。鉴于此,谣言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谣言随疫情变化规律的掌握上,设置预防性前置性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多渠道多机制进行防治。     

突发事件中政府辟谣何以有效？——基于“谣言属性—辟谣策略”框架的分析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辟谣频频陷入“失灵”困境，要求从学理层面回应政府辟谣何以有效的问题，以提升政府辟谣的效果。通过构建“谣言属性—辟谣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国内42个政府辟谣的案例数据，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回应方式和事件类型是政府有效辟谣的核心变量，但任何单一条件变量都无法直接促成政府有效辟谣，这表明政府有效辟谣是复合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条件组态分析表明，政府有效辟谣具有9条发生路径，综合呈现出回应方式决定型、外部责任归因型和边缘结构驱动型等三种模式。研究揭示了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内在机理，为提升政府辟谣效果提供了理论证据。     

网络谣言现状调研报告--以传播险情类案件为例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由网络谣言而引发的犯罪行为逐渐被大众所关注。在众多网络谣言中,传播险情类谣言所占比重大,影响范围广,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对于治理网络谣言还存在不足,文章以典型传播险情类案件为例,运用多种调研方法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着重研究此类型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及法律规制,以引起社会大众对网络谣言法律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