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发展的若干思考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此后这成为我们制定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根本依据.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成果,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由于人大监督机制的无效性,为了满足制约行政立法权、消除法治建设的“瓶颈”和履行WTO义务的需要,我国必须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克服司法审查与人大制度相抵触的思想障碍,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和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是健全司法审查机制的必要条件。我国司法审查模式应当主要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建立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与普通法院的审查相结合的模式。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初探

我国行政诉讼法正在修改之中,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其中的热点问题。但是,对应当将哪些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之后法院如何进行审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应当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最终审查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在人性观视野下对刑法谦抑性的诠释

人性化的变革使得对刑法功能的认识由最初的工具说进化为如今的犯罪预防理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在向轻缓化方向发展,而且我国也已签署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理应及时修改刑法中与国际通行做法相悖的规定,走向人性化的变革,重视犯罪预防工作,以充分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增强司法能力建设落实司法为民措施

海南高院党组理论中心组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深刻认识到，搞好审判工作，发展党的司法事业，理论是基础，思想是保证。学习好、掌握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基本理论，是做好审判工作前提和基本保证，是增强法院司法能力，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确保党员法官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为此，中心组成员坚持把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法院工作中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落实。     

幽默世界

五十岁的陈瑞仁,是台湾检察改革的“灵魂人物”,他所推动成立的检察官改革协会,对上世纪90年代末期风起云涌的司法改革,发挥了极大作用,使得政治黑手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在敏感案件中长驱直入。陈瑞仁不讳言自己深绿民进党员的政治立场,但他表示,“当离开投票所的布幔,心中就没有颜色。”事实上,专业才是他真正的“颜色”。陈瑞仁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影响其办案态度,充分体现“不问蓝绿,只问黑白”的司法立场,推动台湾司法独立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机要费案”侦办引发台湾朝野对峙,“反贪倒扁”运动为此发起大规模群众抗议,为了避免“上级”或…     

浅析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创作的艺术特色

随着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在荧幕上的热播,韩国影视摆脱了色情和"性"又一次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的是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创作的艺术特色。韩国的青春偶像剧结合了青春剧、爱情剧、时装剧等不同类型影视剧的特点,完美再现了其影视剧创作过程中本土化定位、故事化叙事、唯美镜语和感性情结等艺术特色。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

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即刑事和解对实现刑事政策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价值有:(1)恢复正义。刑事和解既关注国家法律的权威、社会公众的法感情,也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尽量恢复被打破的平衡,追求刑罚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化解矛盾。报应性司法"以恶制恶"的实现途径可能会加深当事人双方矛盾,而刑事和解以面对面的商谈提供了化解矛盾的可能。(3)提高司法效率。刑事和解由于能切实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有效节省司法成本并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司法效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诉讼环节的适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化发展，在司法领域，轻刑化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要求。“两高”在2005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整个法学界和实务界屡见不鲜。面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义尤为重要。     

转折与展望:评中央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在“司法改革”这一“中心话语”下 ,中国基层司法机关的改革如火如荼 ,但是 ,由于改革的自发性和分散性 ,导致了诸多悖论的产生。为此 ,中央决定转变改革模式 ,成立了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以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这一决定对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进程来讲 ,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必将对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综合来看 ,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 ,才能除司法改革进程中的非理性色彩 ;才能沟通司法改革中的精英意识与大众诉求 ;才能调谐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深层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