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民警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公安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公安民警必须要作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的模范。民警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公安战斗力的强弱,影响到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因而,采取得力措施、全面提高民警整体素质、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政治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及其人权意义

本文多角度地分析了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全面展开了列宁民主自决权思想的丰富内容,并从人权的视角论述了这一思想对于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宝库,对于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对于今天正确坚持和维护民族自决权原则具有的重要意义。     

程序的多重视角

程序是法学(法律)的一个独立范畴。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对“程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法律程序进行解释时存在误读现象。完整地认识程序,需要完整的观察视角。只有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元视角来诠释法律程序的价值和功能,才可能较完整地认识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相互关系。     

论德国宪法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以“人的尊严、人权、基本权”的关联为视角

德国法上人格权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部分①：一是在民法中对民法人格权的探讨。具体言之,或是在民法总则部分论及姓名权时对以一般人格权为核心的人格权制度加以探讨②;或是在侵权法部分,将一般人格权放到作为侵权行为核心条款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③的“其他权利”项下予以集中阐释④。二是在基本法（宪法）中对具基本权位阶的宪法一般人格权的探讨,     

我国程序性辩护制度之省思

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新兴的辩护形态,旨在通过主张诉讼行为违法而请求裁判者宣告某一侦查、公诉或者审判行为丧失法律效力。程序性辩护意见的提出是在原有的刑事诉讼形态中形成一种新的审查性之诉,从而在实体性裁判程序进行的同时启动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在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成为这种程序性裁判程序中的主持者,但两者在权力根基和裁判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实体性辩护与程序性辩护并重的制度设计理念,建立了程序性辩护制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制度初创时立法的粗疏,在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下,辩护功能难以发挥的司法隐忧依然存在,有必要从基本原则和保障机制方面寻求完善的途径。     

儒家思想对世界新人权理论的贡献——从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贡献出发

<世界人权宣言>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之一.它超越抽象的"自然权利"人权理论和地域性"基本权利"人权理论,建立了"全球道德共识"人权理论.这一世界新人权理论的确立与中国学者张彭春的贡献密不可分.张彭春作为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全程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他以儒家思想为依托,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提倡多元、抛弃宗教哲学纷争寻求道德共识、用良心制约理性等诸多人权理论主张.他提出把"仁"这一道德禀赋作为人权的基础,为面临宗教批判、理性批判和权力批判而陷入困境的传统人权话语找到了新的合法性源泉.     

从国际劳工标准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国际劳工组织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社会保障方面形成了规范系统的标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理应遵守和执行社会保障国际劳工标准.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国际劳工标准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我们要努力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社会保障的作用,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相关法制,建立和完善对社会保障(保险)基金上的监督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主动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新形势.     

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

人权并不存在等级 ,所有的人权 ,包括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对于维护人的尊严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国际人权法上有一些人权属于“受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但是 ,这些人权也不是更重要和更高级的人权 ,它们是维护人的尊严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人权”。     

行政补偿概念问题研究——以一个私权保障的视角

私有财产权是一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其必须让位于公共利益而受到侵害。行政补偿制度即是被设置用来在私益与公益之间进行平衡、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机制。但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行政补偿制度,甚至行政补偿的基本概念性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试图从行政补偿概念的界定、法理基础、与概念相关的基本问题的分析等方面进行剖析论述。     

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基于江苏南通检察创新实践的分析

内容检察机关服务非公企业的探索是基层检察机关推行的改革举措,它是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法机关服务大局意识的体现,它促进了非公企业发展体制机制的完善,克服了检察事后监督的不足。其具体措施包括：提高非公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水平,增强非公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力,提升防范综治的工作成效,通过建章立制、畅通渠道为非公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它是检察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社会发展领域的拓展,也是犯罪预防控制手段的延伸,符合检察权的内在要求。推行这项改革必须在“亲民”的同时防止权力寻租,维持法律监督的必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