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几个典型问题(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规定:"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理解为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即行丧失,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不公平     

政府无权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

笔者认为,政府擅自终结代表建议办理的做法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从理论上讲,提出意见建议是代表的权利,办理代表意见建议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如果允许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办理代表建议,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这与职责不能放弃的公权行使基本原则相背.同时,提出建议作为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利,必然要求相应义务主体的履职行为作为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允许政府可以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那么,代表的意见建议权恐怕会沦为空谈,这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理相冲突,故擅自终结办理代表建议的行为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政府无权自行终止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基础并不在于信义义务扩张,双重身份说也无法提供合理依据。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正是为了回应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这一责任在性质上应当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侵权责任,这样既可以避免与基本公司法理相冲突,又能够圆满地说明董事与第三人的责任关系。在责任范围上,应以直接损失为限,不包括反射性地给第三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在责任形式上,以直接责任为限,排除以公司为中介的、形式上的间接责任。同时,可以考虑将股东、债权人以外的一般民事主体纳入第三人范域,以更好地分担风险,保护相关主体利益。     

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未来模式探索

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目标,旨在为网络环境下的音乐产业发展提供经济诱因.但由于传统音乐著作权人与新兴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在付费主体、付费对象和付费机制上的分歧,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构建陷入困境.解决上述难题,不但要协调不同产业主体的利益分歧,还须契合网络用户对数字音乐的特殊需求,因此应根据“音乐著作权人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一使用者”之间商业模式的不同,围绕前者构建保障许可效率付费制度,而围绕后者构建提高传播效率的付费制度.     

论强行法上的国际犯罪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国际犯罪与强行法两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很多情况下,违反国际强行法规范的行为构成国际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作为追究国际犯罪法律依据的国际强行法规范,必须是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共同遵守,表现为通过国际造法程序签订的各国承诺信守的国际条约。     

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以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的保护为例

就教育平等权的内容而言,它包括受教育内容平等、受教育机会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平等。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严重,这是对公民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的侵犯。因此,相关部门应重新确定高校向不同地区分配招生名额的标准、加大对贫困边远地区的教育经费投入等等来具体保障公民的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权。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根据宪法     

坦白条款中“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认定

一、作为法定情节的坦白的适用问题"坦白从宽"是我国历来的刑事政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一直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但有关坦白的司法解释尚未颁布,实践中对于坦白条款的适用存在诸多分歧,笔者将结合实践案例对该条款中"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     

论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基础可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维护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其次增进言论自由和文化繁荣；最后促进衍生作品创作.其中,著作权多元利益平衡和保护言论自由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本共性.但是,鼓励衍生作品创作,解决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衍生作品创作的法律困境是法定许可相比其他限制制度所独有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分析包括共性和个性的分析,两者共同构成著作权法定许可正当性的基础.     

法治的呼唤:程序法定原则再审视

自学者2002年首次提出程序法定原则之后,学界就产生了程序法定是否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争论,甚至出现了程序法定是"最重要的帝王原则"与"根本不是原则"的两极化观点。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通过对法律解释进行立法审查的制度性设计,以第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明确写入程序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