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分析

本文案例启示:招摇撞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这导致在实践中对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只能以诈骗罪处理。这一处理模式在量刑上可以做到罪刑均衡,但在定罪上却无法充分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只有在立法上提高招摇撞骗罪的法定刑配置,才能充分评价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     

未成年犯严格限制适用逮捕规定的司法操作与机制的理性建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体现了国家在刑事诉讼层面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其中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本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有望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犯逮捕率过高的现状。本文主张,应当在双重危险理论的指导下科学的评价未成年犯的社会危险性,不能陷入对未成年犯不敢逮捕,甚或是一律不捕的歧途,要在诉讼保障与未成年犯特殊权益的保护之间寻求良好的平衡,并且应当务实的考虑风险社会下社会防卫的正当目的。     

司法公開的中國表達

201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浙江法院陽光司法指数新聞發佈會,我國首部以獨立、客觀身份從審務公開、立案庭審公開、裁判文書公開等5方面對法院進行測評的報告由中國社科院法研所發佈。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發佈《關於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佈裁判文書的規定》,要求人民法院全面推進審判流程信息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報告的公佈,《意見》和《規定》的出臺,無不顯示出中國正集中力量以司法公開推動法治中國發展。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法治建設擺在更重要的位置,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實現這一目標,把握司法為民公正司法這條主線,司法公開無疑是一條重要路徑。本期特選取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劉樹德的文章,深入分析司法公開在中國的相關規範和實踐。     

对暂缓起诉制度的比较研究

从日本、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暂缓起诉制度的起源、案件适用范围显著的特点,分析其在实践中的优缺点,从而为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提出明确的建议和意见,并且明确我国可以设立"暂缓起诉"制度。我国应以以暂缓起诉制度为试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人为本,追求公平公正的法律程序法,使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以日本、德国的暂缓起诉为平台,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暂缓起诉的机制,从而达到程序的正义。     

动态

正我国中止对IDC的反垄断调查5月2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鉴于美国交互数字公司IDC在中国对其实施涉嫌价格垄断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与华为公司就专利许可费和其他条款达成和解协议,同时表示将参照对华为公司的许可条件与我国其他企业进行专利许可谈判,国家发改委已决定中止对IDC的反垄断调查。国家发改委同时表示,将对IDC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以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后果;如果IDC未履行承诺或有其他法定情形,国家发改委将恢复调查。据了解,IDC向国家发改委做出的承     

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界定

正情势变更制度在经过长期的理论争议及实践探索后,终于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得情势变更制度摆脱了成文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尴尬处境。     

罪刑法定原则之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在刑法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程的梳理,逐步界定清楚罪刑法定的基本概念。同时,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的阐释,分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并进一步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本质内容和实质价值追求。     

二十年前杀了人,现在是不是不用负责了?

问:二十年前我因为喝醉了酒,拿起菜刀杀了一个人,后来我就到外地打工了,期间也回过老家过春节。我听人说二十年后公安就不会管这个事情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刘传甫律师答:"追诉时效",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法定的追诉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依法追究犯     

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看我国税收授权立法之缺位

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频繁变动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授权立法的缺失问题。本文拟从目前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立法现状的介绍入手，层层剖析，揭示此过程中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并指出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机关的级别，同时完善调整程序，强化监督的解决途径。     

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视野下,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均可以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解释,以达到刑法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混乱,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有司法解释的权力,两者存在相互冲突。因此,首先要明确最高法拥有解释权,然后逐步限制、取消最高检解释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发展改革趋势。同时,有必要发展法官解释体制,构建刑法判例制度,从而完善最高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