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行政执法笔录转换为检察笔录的理由及途径

当前．检察机关所受理的刑事察件中．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由纪检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柏。例如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较之其它案件，纪检部门的作用显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纪检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在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前做厂大量的工作，包括制作纪检笔录和行政执法笔录。邢么．检察机关能否将这些笔录直接作为证据，提交人民法院．     

浅议加强对乡镇政权的群众监督

群众监督是构建权力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督机制的监控力度，主要取决于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监督的程度。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一方面可以对乡镇政权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造成强大压力，使其不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乡镇监督机     

行政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一个真实的案例反映了现实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就同一事实作出两个以上不同决定时,其中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起诉,其他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由此推而广之,行政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在哪些情形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本文将行政机关分为具有民事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和具有行政主体身份的行政机关两种情况,阐释了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原因,并对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具体情态进行了探讨.     

企业行为、制度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分析,不能只限于宏观视角,或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而应深入到微观层次。在泡沫经济形成过程中,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企业的经营行为和企业制度与泡沫经济的形成有什么内在联系?显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其行为是多方位的,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以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时又受到经济环境与企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首先要找到一个问题分析的切入点。在本文中我们是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行为去寻…     

涉“黑”职务犯罪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涉“黑”职务犯罪日趋严重，并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在其成因上，系统性的工具交换是其宏观层面的原因，个体性的互惠交换是其微观层面的原因。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论非典型挪用公款罪

现行刑法多个条文规定的挪用公款罪，有着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理论和实务中，人们大多关注和论证典型挪用公款罪的构成特征，并以其作为评价一切挪用公款行为构罪标准，忽视非典型挪用公款罪有着不同于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构成要件，导致法律适用上出现偏差，甚至在具体个案的分析中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因此，厘清非典型挪用公款罪的特殊性是十分必要的。     

行政执法难的成因探究

行政执法难是指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时所遇到的困难或阻力，致使行政性法律、法规难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执行的情形。行政执法难的主要表现概括起来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等。行政执法难同法院执行难一样，是当前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的法律难题，行政执法难不仅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存在，并几乎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而且这种执法难的情形目前仍有扩展、持久之势。虽然，人们都有痛责执法难之举，但人们一旦身处其中，却又不得不做执法不严的助澜之徒。那么。是何种成因造成行政执法难根深蒂固，顽疾难除，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溺其漩涡呢？本文就行政执法难的成因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有助于读者对其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     

陷入泥沼的女人

在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党员领导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中，一些干部所在单位的财务人员在案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或者贪图私欲，与领导干部沆瀣一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权，疯狂吞噬国家资财；或者迫于领导的重压与威胁，身不由己地卷入案件中，为领导干部贪污公款大开方便之门。     

合力铸品牌——记秀山县人民检察院职侦局

近年来，秀山县检察院职侦局紧紧围绕“创品牌、争一流”的思路，狠抓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仅今年1-4月，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7件9人。其中，受贿犯罪案件4件4人，贪污犯罪案件1件3人，挪用公款犯罪案件1件1人，滥用职权案件1件1人。已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5件7人，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4件4人，法院均作出了有罪判决。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余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