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侦查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浅论我国刑法上的环境犯罪

在中央做出了开发大西部的宏伟战略决策之际,预防环境犯罪、保持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犯罪形态、罪过形式、犯罪主体方面的规定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或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为了加强对我国草原的刑法保护,还应增加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     

浅谈新形势下的工会维权工作

维权是工会与生俱来的职责 ,离开维权 ,工会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修改后的《工会法》打破了过去四项职能平列的传统格局 ,突出了维护职能。工会工作必须全面适应这种变化 ,以维权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以维权为自己的工作中心 ,以维权去凝聚人心、稳定企业和社会 ,充分发挥工会联系党和政府与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对一起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诉案的评析

[案情介绍]某某路818弄某号底层系丁某、韩某、吴某于1955年合租公房，承租人为丁某，户口本为2本，即丁某、韩某为1户，吴某与其女儿王甲1户，房租按户分摊。1975年丁某因在浙江嵊州农村插队的儿子调回至嵊州城内要有父母户口，将户口迁到嵊州，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单位及其职责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单位及其职责》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名单》已经国务院同意,现予转发。抓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需要各有关部门加强领导,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兼职委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共同研究和协调解决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问题,为实现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奋斗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模糊思维论略

文章界定了模糊思维方式并提示其客观根据,论述了模糊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模糊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从而指明了模糊思维乃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正在探索的一个前沿领域.     

能力建设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进行能力建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启示,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人的思维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能力建设,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开发人的潜能,增强人的能力和充分发挥人的能力的教育、培养、配置、使用、管理和激励的活动和过程.围绕培养和提高人的创造能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领导和管理,实现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建立能力运行机制,塑造能力人,营造能力型组织和能力型社会,是当前我国进行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逻辑。与“现代性”的内涵相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以对传统的扬弃为基本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现代化为核心的过程创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秉承“社会本位”(具体表现为“任务本位”)的目的观。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即以促进入的现代化为根本目的,并将人的主体性和开放性作为人的现代化的核心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测度,需要在主体路向和科学化路向上同时进行。     

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执法主体相互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一些领导机关和个别领导人对行政执法进行不当干预、执法依据不统一、不作为和乱作为、行政强制不力、执法人员法律素质有待提高、政务信息的公开化与网络化尚显不够等是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常见的七大问题。准确界定政府职能,科学设置执法部门;切实推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清理汇编、明确公布全部行政执法依据;建立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录用选拔制度;制定行政强制法律法规;建立电子政府,实现电子政务等举措则是克服上述行政顽疾,提高行政效能的有效途径。     

多元治理模式与NGO角色复位

NGO通常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志愿性的社会组织。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并在80年代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我国NGO的发展却仍然处于启蒙阶段,而且面临诸多至少是暂时难于摆脱的困境,当然也因此而蕴藏着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遇。进入新千年后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频爆发的危机,尤其是公共卫生危机越来越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现代社会良性的多元治理,就必须形成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模式,而构建这一模式的关键即在于NGO能否成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