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战疫情、促发展”的最强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我们紧密结合组织部门职能职责,以更好激发党员干部人才担当奉献为切入点,有效强化组织激励、考核激励、精神激励、关爱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的优势,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

传统合同需要当事人履行具体义务以促使合同目的的实现,且允许各方在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加入新的合意或对原合同条款进行修改,产生纠纷后也可以依据法院的裁判机制使权利义务关系趋于平衡。但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使智能合同能够自动履行当事人约定的各项内容,对纠纷的解决也可以按照合同订立时确定的救济方式自动进行,甚至无需法院的裁判支持。从传统合同到智能合同,最显著的变革在于由事后法院裁判到事前自动履行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法院裁判机制作为权利保障后盾的重要地位受到冲击,智能合同的事前自动履行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为商业世界的交易活动提供新的可能,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全面部署,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组织部门要带头学习贯彻、积极主动履职、有效发挥作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领会精神实质,统一思想行动,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结合职能职责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具体措施、具体行动。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特点和政府职责

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公共服务的目的和导向是“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是指为满足农村公共体育的需要,在农村范围内消费的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体育产品和服务。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逻辑

理顺政府纵向间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深度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既对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到目前为止,由于各方面对此的认识仍然不够和相关工作还有欠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的推进速度与“到位率”。总体来看,应充分利用好“放管服”改革提供的机遇,细化对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定位,进而实现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合理归位。同时,由于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还需要相关配套性改革同步跟进,从而为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从树立“政府间伙伴关系”理念着手,全面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以推动中国政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风雨同舟六十载 继往开来铸辉煌——江苏省政协60年工作纪略

今年是人民政协60华诞。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正式成立。60年来,人民政协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与全国人民一道努力,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苏省政协自成立以来,在全国政协的指导和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美好江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三型”机关建设 为政协履行职能提供坚强保障

政协机关是为政协履行职能服务的政治机关,是政协工作的中枢机构。政协机关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如何,直接影响着政协履行各项职能的工作实效。近年来,连云港市政协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张连珍主席在省政协"三型"机关建设动员大     

充分发挥界别作用 彰显政协工作特色

按界别组成是政协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也是政协发挥作用的有效载体。面对政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南京市秦淮区政协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发挥界别作用的方法和途径,促进了界别建     

发挥自身特长恪尽代表职责

我是天津巨川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天津市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伴随着7年多来对怎样当好人大代表这一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实践,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人大代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长,发挥好代表作用。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