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性难题的整体性思考——读《地球之难:困境与选择》

孙家驹所著《地球之难:困境与选择》,是一本纯正的学术书,作者在从容自如的叙述中蕴含着对重大问题的深思,地球与人类的关系是它的主题,利奥波德的“土地共同体理论”、拉伍洛克的“盖娅理论”和马古利斯的“共生进化理论”是它的依托,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是它的特点.用全球眼光研究“地球之难”,以理性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以忧患意识探求“囚徒困境”的现实出路.     

诉调对接：价值基础及其制度创新

诉调对接的价值基础在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安全和自由的平衡以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协和。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应着重解决：明确受案范围和工作原则；尽快建立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调解组织；创新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重构诉审关系的影响

诉审分离的功能在于有效地切断审判与侦查之间的直接联系,而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表明,诉审关系极易脱离规范确立的发展方向,游离于刑事诉讼一般规律之外.当前诉审关系出现异化与虚化的根源是侦查权扩张的冲动和事实以及平衡构造的过度理想化,诉审同一原则的缺失和程序性权力的滥用也是诉审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外部视角看,诉审之间应以制约侦查权为基点形成分离与合力的关系,而其内部仍需以制衡与约束作为指导原则.因此,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域中,诉审关系的调整方向应是在强化诉审分离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完整的限制和约束侦查权体系,以有效保障辩护空间,维护被告人权利,诉审之间的非正式协商也应在满足内在需要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其效力.     

证据法发展的实践动力与阻力

一、关于以审判为中心庭审模式的认识误区
　　曾经看过一篇苏联作者写的文章，写的是一个生活体验—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当我们坐的火车停在火车站时，旁边有其他火车经过，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火车开动了。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窗外的静止的电线杆时，才意识到原来只是铁轨在震动而我们的火车并没有动。今天谈到审判中心主义，我就有一个疑问，现在我们的铁轨在动，我们放了很多车厢在铁轨上，诸如“审判中心下的检察改革”、“审判中心下的控辩关系”，等等。今天我们又加挂了一个车厢，就是“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样的车厢挂了好多，但是火车开了吗？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对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另一种逻辑分析

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之时，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关于“人类”与“生态”何者为第一位的价值争论，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生态观的截然对立。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出发，首先对这两种生态观的价值、思维和限度做出阐释与比较。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两者的对立，充分挖掘并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资源，并借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瑕疵及法律救济

本文通过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瑕疵的类型及救济方式角度，分析了股东会决议内容瑕疵及程序瑕疵的不同表现方式，并对无效股东会决议和可撤销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救济进行了论述，指出一些目前立法上不明确之处，希望对实践和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参考。     

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法治清明的时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唐代构建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模式的必然结果。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实行“试判”考试，提高了司法官员审断案件的能力，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为了实现审判公正，唐代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制定了三审立案的审核制，实行逐级诉讼不受审级的限制，案件审判须经过严密的司法论证，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注重对诉讼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从而提高了审判的质量，有效预防了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现象的发生。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视野下再论侦查讯问——以陈灼昊案件为例

"审判中心主义"是对传统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深刻变革,其强调法庭庭审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2015年10月3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灼昊一案的审理过程及判决结果清晰的诠释了"审判中心主义"带来的变化,法庭对证据的审查采信不再严重依赖侦查机关,控辩双方的质证更为充分与激烈,警察出庭取代以往的书面情况说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口供被严格排除,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真实履行。以侦查讯问而论,若要使得口供在庭审中获得采信、不被排除,就要求侦查讯问必须合法与规范,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程序意识与法治观念。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生态危机的人学反思——兼论“绿色发展观”

生态危机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其实质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危机。从人学的视阈来看,生态危机源自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一是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对自然的客观主义、物质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二是工业革命以来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资本主义利用,导致了资本对人和生态的双重掠夺。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绿色发展"融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模式之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