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和谐“的维度

司法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创新。本文从和谐主义模式的构建、协同主义的推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把握司法和谐的维度。     

民事诉讼中“新职权主义”的动向分析

针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限制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回避审判责任的现象,文章称之为“新职权主义”,并就其表现的与传统职权主义的不同特征、对中国司法及诉讼制度乃至宪政制度的影响及其理论依据作了阐述。     

论检察权合理配置过程中公诉权的完善

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是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没有检察权的合理配置,就没有检察权的有效运行。我国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的配置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作为检察权的核心———公诉权,其自身的完善发展是我国检察权,乃至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外检察制度的合理内核,以完善我国公诉权。     

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

古今中外多数国家的离婚立法,对于离婚的态度都是由限制逐渐走向自由。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婚姻法第32条仍受有责主义的影响,在可推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五种情形中,前三种均为一方或双方有过错的情形,与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离婚理由很不相符,法律没有将实践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离婚理由例示出来。中国目前的夫妻关系仍然具有高稳定的特征,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问题,远不象一些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从判决离婚的案件来看,双方均无过错但因性格差异无法共同生活的无过错离婚仍然占多数,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情况只占很小的比例。离婚立法兼采破裂主义与有责主义,而且将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等排在例示情形的重要位置,这种做法说明在当今中国,离婚仍然具有某种道德和道德批判功能。     

抵押权次序立法例的多视角评判及其选择

抵押权是一种优先受偿权。当多个优先受偿权共存于同一抵押物之上时,就有一个孰先孰后的次序问题。对此,现行《担保法》作了一些规定。但对于抵押权的次序是采升进主义抑或采固定主义,《担保法》则付之阙如,学者们的见解也不太一致。笔者认为,单纯就一项制度进行价值评判,不足以作出正确选择,而应当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并参酌设立该项制度的制度成本进行综合判断。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探究

战后的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执行了一条“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自1956年加入联合国至小泉政府，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均有不同的目标和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背后的一条主线是：借重联合国给予国家更大的安全，更强的经济繁荣，更高的尊严，即安全、利润和尊严；实行的是为其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和基于现实政治考虑的务实主义策略。     

论基督教审美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现代性问题

基督教审美主义是西方文化审美现代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型态,其基本宗旨是在基督宗教及其神学的语境中张扬美以及审美对于信仰生活的重要意义,以此回应现代性危机带给西方文化以及神学自身的困境.基督教审美主义随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的演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范式,即情感论的、存在论的和形式论的基督教审美主义.其间的转换与发展脉络,为了解与思考西方文化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台湾缓起诉制度介评

当祖国大陆的司法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同样进行着旨在提高司法水准的司法改革。台湾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如何完善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台湾“刑事诉讼法”已经多次修订，其中2002年6月和2003年2月接连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订。台湾学者认为这些修订使台湾刑事诉讼正处在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转型期。在这些修订中，     

浅论群体主义的一般概念与法则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始终是一种不间断的和平与战争、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状态,并且总是与相应的群体和群体行为有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从人的群体本性的角度出发,来客观认识整个人类史上的各发展着的群体及群体活动的一般规律和相应的社会秩序建构,说明群体行为与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及国际秩序的演绎和发展变化的关系。群体主义是根植于人的群体性本性的群体行为的,是国际关系秩序不断构建和演绎的根本取向和规律尺度。群体主义内在法则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并决定了世界秩序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刑事传唤制度刍议

刑事传唤在侦查实践中应用广泛,但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从而导致刑事传唤法律属性不清、程序不明、任意滥用等诸多缺陷。完善我国的刑事传唤制度必须从借鉴国外任意侦查入手,通过立法确认自愿同行,才能在刑事传唤过程中既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限制强制侦查的启动,又有效行使侦查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