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集体自愿供给的特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村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模式是集结政府、集体、企业和个人的交叉制度创新,具体可分出共享性的集体自愿供给、捐助性的社会自愿供给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自愿供给,这其中集体自愿供给是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主渠道。通过浙江调研数据的的归因计量分析影响集体自愿供给的相关因素,据此提出建议是利用农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大量发展村集体经济、提升村民收入,同时政府积极投入和引导农村公共品供给。     

"被害人自愿"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通过实施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诈骗犯罪。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和其他侵犯财产罪中实施的欺诈手段的根本区别是 :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其基于意志自由“自愿交付”财产。区分诈骗罪与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等其他以实施欺诈手段侵犯财产的犯罪 ,必须从被害人在受到欺诈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     

适用自愿和解方式处理轻伤害案件探析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动机简单,社会影响面小。刑事诉讼中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从而终结刑事诉讼程序,能够实现最佳的刑事诉讼效益。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到检察院的轻伤害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被害人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请求情况,主持调解或由其双方自行和解,进而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等决定。     

诉讼外调解协议自愿性的司法审查标准

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实践呈现出过分信任调解的浓烈理想主义色彩,对调解协议效力的普遍认可及对当事人挑战调解协议效力的基本抵触导致司法审查的结果过分地偏离实质正义.因而,对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已普遍遵循的所谓"司法不变更原则"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证伪是克服当前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形式化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法院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以确立具体判断标准,从理论上阐释诉讼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中的自愿性判断标准可以为其提供重要的审查指引.     

英美刑法中权利限定性原则

英美刑法传统上不考虑被害人行为对犯罪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事责任取决于加害—被害的互动过程中责任。当被害人以自己的行为而放弃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时,那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应在此限度内相应的予以减轻,这就是英美刑法中的权利限定性原则。被害人权利的减少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目前该原则主要在被害人同意、正当防卫以及挑衅行为中适用。权利限定性原则既考查了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也考虑了被害人的行为,是对犯罪事实中的刑事责任的全面反映。因此,应当在刑法理论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使其得到广泛的适用,而不仅仅是适用于个案。     

我国精神障碍者非自愿医疗的法律透视——以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为背景

随着精神卫生法的颁布,我国非自愿医疗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为良莠不齐的地方性立法提供了统一的依据,平等地保护了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但该法律制度仍存在法律原则中缺乏明确的无病推定规定、非自愿医疗的分类标准单一、"去行政化"理念未能贯彻到位、精神障碍者与监护人利益冲突悬而未决、非自愿医疗的程序规范力度不够、精神卫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等诸多问题。为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指引下进行完善,应当依据是否触犯刑法分类处理、畅通非自愿医疗的司法救济渠道、加强监护制度与非自愿医疗制度的耦合、细化非自愿医疗的出入院程序、强化无利益关系第三方的监督机制。     

论自愿戒毒:法规范、定位与制度创新

《戒毒条例》将自愿戒毒单独列为一章,使其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戒毒制度。但关于自愿戒毒,《戒毒条例》并不是简单地对《禁毒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细化,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规范并用和冲突现象。只有对我国自愿戒毒的法律定位予以科学把握,才能发现和解决其在制度设计的相应问题。要从自愿戒毒的基本立场,即保护戒毒者的权利出发,推动我国自愿戒毒工作的开展,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一是将自愿戒毒作为首选性戒毒制度;二是加强戒毒医疗机构建设;三是推进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中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比较

对具有一定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项必要措施。各国对该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因而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我国对这类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在法律层面上还缺少充分的制度规范,而美国则运用非自愿监管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比较中美两国在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可以看出对相关的权力性质、公民权利等问题存在着明显的认识上的不同。     

反思“新农保”推进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以江苏南通为例

在“新农保”推进工作中,要在制度设计和工作环节上进一步体现自愿原则,要做好“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工作,以更加科学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案服务参保对象,让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