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文化分析——大卫·加兰德刑罚社会学研究

与传统的刑罚研究的哲学路径和刑罚研究的犯罪学路径不同,刑罚社会学探讨的是刑罚与更为宽泛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在对刑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进行系统梳理的墓础上,美国学者大卫·加兰德认为,由社会建构的心理与情感即文化对我们惩罚犯罪人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文化模式建构了我们思考罪犯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思想架构(不管是科学的、宗教的还是常识的),让我们透过这些架构来看待个人、理解他们的动机以及将他们当成一件件的案子来处理.在刑罚的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大卫·加兰德进而提出了作为社会制度的刑罚理论,主张从多元化的视角来理解刑罚这种复杂的制度现象,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我们对刑罚的理解模式,也将改变我们对刑罚所作的规范性思考.     

宜推广轻微刑事案件非刑罚化处理

报载,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严格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对轻微刑事案件应用非刑罚化的结案方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解怨怼,消除对抗性,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解决了一些因长期上访、缠访、缠诉等困扰司法机关工作的难题,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了诉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罪犯改造中的贯彻和运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新时期刑事司法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监狱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机关,如何在罪犯改造中贯彻和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应该是体现在刑罚执行、分级处遇方面。     

论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却非常混乱。本文将从目的理论的一般含义和刑罚目的的界定来引出所要论述的刑罚目的。在回顾了刑罚目的理论的中西历史发展之后,本文评析了当前我国理论界的主要分歧,围绕“惩罚和改造不是刑罚目的”、“刑罚不能消灭犯罪”、“报应主义不应成为刑罚目的”以及“刑罚目的不应有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划分”等观点展开阐述,进而提出只有预防犯罪才是刑法应有之目的的观点。最后指出,应理智地看待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同时对刑罚的消极作用也作了警示。     

浅析我国重刑化的表现

本文指出重刑主义与刑法轻缓化的历史潮流相背离。我国刑法的重刑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刑法的人道性未被人们正确认识、刑罚体系滞后、刑罚适用强度偏高和罪犯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等方面。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与刑罚执行

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是指国家对得不到加害人赔偿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刑事案件受害人及其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救助。这一制度正式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开始探索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取得了初步成效。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刑事受害人国家救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构造的平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刑罚执行参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应进行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并通过稳妥论证、健全法制、试点探索，逐步完善。     

作为目的的-般预防

关于刑罚目的，认为“刑罚目的应当是特殊预防与报应的统-，-般预防不应作为刑罚目的”的观点逐渐显现其理论优势。但是，当-般预防被排除在刑罚目的之外以后，其理论地位必须重新加以确定。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上述刑罚目的观就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质疑，并且无力抵抗。产生-般预防效果的制度要素主要是刑法规范，而不是刑罚。把-般预防从刑罚目的中分离出来，将其上升为刑法目的，不失为-种合理的理论主张。     

浅析"没收财产刑"不利于刑罚自身价值的实现

限制没收财产刑的理由多种多样,本文主要从刑罚自身价值的角度,从刑罚理性、刑罚目的以及刑罚效益实现的角度加以论证。     

略论新旧刑法中刑罚轻重的比较

新刑法实施以后，许多犯罪行为因为发生于新刑法施行之前，需要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进行处理。而在适用该原则时，必须结合新刑法修改的具体情况，全面斟酌与个案有关的影响刑罚轻重的诸因素，才能作出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