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完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的对策思考

刑罚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的活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如何实行监督，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制约了人民检察院对这项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罚金刑之评析及建议

罚金刑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为附加刑,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频率及处以罚金的数额均有上升趋势。罚金刑在未来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对佘祥林案的刑罚目的再思考

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这起案件背后反射的法律问题不得不引起作为法律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我们的深层次思考。佘祥林是在证据不足、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这点反映出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在刑罚适用中偏重刑罚的一般预防,而对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明显不足,忽视了特殊预防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时除了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还应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完美的实现刑罚的目的。     

社区矫正目标及其选择

毫无疑问，社区矫正在中国的试点本身就意味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某种发展和变化。刑罚执行方式及其效果的“回馈”对刑罚种类和体系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进而成为刑事政策实践体系的组成部分。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其目标的选择和设定与刑事政策关系密切。社区矫正的成功试点和推广对我国刑罚及其执行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北欧廉政之“谜”

北欧是世界上最廉政的地区之一，北欧五国在国际有关廉政评比中基本处于“最廉政的十个国家”之列。令人不解的是，被全世界公认为最廉政的北欧，并非重典横行，相反却是对腐败处刑最轻的地方，如芬兰对腐败犯罪的最高刑罚仅为有期徒刑四年。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北欧的廉政建设成就简直是个谜。那么，北欧国家能够如此廉政究竟依靠的是什么呢？     

试论罚金刑的易科

罚金刑是刑罚方法的一种,由于其强制执行力有限,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罚金刑可能受到犯罪人主观抗拒缴纳或者客观缴纳不能的影响而落空。世界各国大都规定了罚金刑的替代执行手段,这对我国构建科学的罚金刑易科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刑罚轻缓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建立罚金刑易科制度,来弥补罚金刑适用的不足,以更好地发挥刑罚的应有功能。     

建立中国特色的罪犯社会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社会犯罪和监狱押犯不断攀升的严峻现实及其不容乐观的发展趋势，迫切要求我们加速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创新，及早建立中国特色的罪犯社会执行制度，从而有效地完成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治理社会犯罪的艰巨任务，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我国监狱减刑制度完善研究——从新疆兵团监狱减刑执行情况谈起

减刑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监狱机关刑罚执行工作的重要环节,对于罪犯改造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多年来,我国监狱机关和人民法院协同配合,公正司法,积极发挥减刑的功能和作用,对于激励罪犯积极改造、促进刑罚效益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现有减刑制度的不足与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立法比较宽泛和粗糙,可操作性差,影响到减刑制度的适用效果,挫伤了服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本文力图从新疆兵团监狱减刑工作实践出发,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在进行法理分析的同时分析制度缺陷,进而提出完善的方法,以促进减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组织卖淫罪死刑存废之我见——对汪红英案改判的几点法律思考

汪红英犯组织卖淫罪 ,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 ,立即执行 ;二审法院改判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由此案而引发的法理思考发人深省。对组织卖淫罪规定死刑有中国历史文化心理基础 ,但在世界各国刑法典上很少有类似的规定 ,也很难找到类似的判例。因此,有必要考虑废除组织卖淫罪的死刑,将最高刑改为无期徒刑     

关于新刑法第十二条一个问题的法哲学思考

本文作者对新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发生的与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冲突 ,本着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人权保障的精神 ,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