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存在的“权力—权利”分析

政绩是官员的本职贡献。政绩的存在证实施政人员权力行为的效果,即官员执掌国家权力、正确施政所取得的良好工作结果;证实受政人员权利行为的实现,即民众享有法定权利、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合法诉求正当利益并将其充实进官员的正确施政所带来的正面行为效应;证实行使权力施政与行使权利受政的良性互动,即官民协力获取正当利益、共同满足合法的整体需要与个体需要。在官那里,权力的价值得到政绩体现;在民那里,权利的价值经过政绩得到利益实现。促进政绩成立、维持政绩长效的关键是形成正当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权力—权利"一体化。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引发的法律思考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禁了又解,说明行政立法的随意性。为避免部门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防止行政机关随意立法,我国宜削夺行政机关的立法权,由全国人大统一行使立法权,建立违宪审查制,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建立准入制度、强制回收制度,责令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保证商品质量、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被地方立法所消解的国家征地拆迁政策法律——以某开发区征地拆迁模式演变为视角

近年来,国家征地拆迁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强化土地宏观调控,严格实施耕地保护,二是注重保护被征地农民财产权益,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地方政府却着力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土地、要效率、要GDP。国家征地拆迁政策法律必然成为其目标实现的羁绊。现实中规避国家政策法律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来消解国家政策法律的刚性约束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地方之所以能够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来消解国家征地拆迁政策法律,恰恰反映出我国违宪审查的不足。     

论影响东欧国家违宪审查模式选择的因素

东欧国家在转型之后普遍建立集中审查模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传统是影响东欧国家选择集中违宪审查模式的最主要因素。此外,国家政治结构、法律移植也对东欧国家选择集中审查的违宪审查模式有重要影响。     

决战2012,国民党的三张王牌

2008年大选,国民党推出的"马萧配"大胜民进党"长昌配"220多万票,终结了民进党在台湾长达八年的执政,成功夺回台湾最高领导人之位。加上先前在第七届立法机构取得超过四分之三的席次,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奠定了"完全执政"的地位,可谓气势磅礴如日中天。然而国民党好景不常在,曾被学者预言二十年内难以翻身的民进党触底反弹绝地反攻,从2009年3月苗栗民意代表补选迄今,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当前,大众文化正呈蓬勃发展之势,它是应予辩证分析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齐头并进、产品生产与消费审美共同提高、社区服务与媒体导向同频共振、政府引导与国家法规双轮驱动。     

改革要从“政策推动”走向“法律引领”

正封丽霞在4月29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改革要从"政策推动"走向"法律引领"。长期以来,我国常常是以政策而非法律来推动改革的进程。很多重大的改革往往是在没有宪法法律依据甚至是在"良性违宪"或"良性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政策推动型改革在法治基础贫乏、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毋庸置疑,政策推动型改革容易蜕变为主要依据领导人     

完善社会舆论与法律适用之理性互动的对策浅析

社会舆论的表达自由与独立司法体制都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渠道。自由的舆论环境,独立的司法制度都是一个社会文明与民主程度的窗口,二者共同发挥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作用。近年来,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冲突,本文试探析在兼顾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社会效果的途径,寻求二者的价值平衡点,构建二者理性互动的机制。     

新型合作社搭起服务群众新平台

正临邑县探索推行农村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模式,助推集体、群众"双增收",实现向服务型党组织转变,解决了农村党组织履职与服务生产"两张皮"问题,促进了农村党建与产业发展的"双赢"。目前,全县农村党组织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43家,10万亩农田实现集体管理,节约成本费用800多万元。发掘组织潜力,破解制约瓶颈。以农村社区为单位,组织调查摸底,汇总群众     

由有为到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庄治理逻辑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干部权力逐步弱化,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后达到了最弱。由此村干部失去了介入农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及途径,村庄管理处于"无为"而治。村干部争选的逻辑是权责利的平衡,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长期实践,政治民主导向下的村官争选已相对平和。村治变化源于取消农业税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得村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再受故土乡情的牵制。目前,村治模式呈"喜忧参半"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