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中的“学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读介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上旬，病榻之上的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口述了《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5篇文章。学界将这5篇文章称为“列宁晚年思想”或“列宁的政治遗嘱”。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

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但是,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戈尔巴乔夫不切实际地试图恢复列宁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想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权的结合,实践的结果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么做行不通。这一选举导致了苏联的政治过热和混乱,更使苏共威信丧失,难以控制局面,最后不得不实行总统制。匆忙推行的总统制仍难以挽回局面,反而促进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最后使苏联倾倒,苏共失去了政权。     

红军足迹耀巴渝

正编者按: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穿插和回旋于川陕边、湘鄂川黔边以及渝东南广大地区,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消耗敌人,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所到之处唤起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会剿""围剿",保存和扩大了红军,为红军主力实现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中,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有关与中共合作的倡议是应得到肯定的?

正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人民群众奔走相告,疾呼抗日救国,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进步人士也纷纷响应,提出了许多挽救时局的主张,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也积极提出希望与中共合作,共同进行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初,陈独秀连续发表《抗日救国与赤化》,斥责蒋介石专门依赖国联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她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为生计所迫，19岁那年当了红军。她曾跟随原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过游击，还当过原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中央局军委）主席项英的机要员兼保姆；她曾不顾死活．在白军的枪口下为毛泽覃擦洗遗体：     

中共革命用钱从何而来

“扁担银行”与苏维埃货币为了生存，共产党抓枪杆子不能总是指望外援。负责组织武装起义的军委书记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汉口用银元武昌用法币，特务股长李强用小划子渡江炒汇，为党赚了一桶金。     

毛泽东与《红色中华》报

正《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它在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红色中华》的创办积极筹措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了宣传大会的召开情况,扩大影响,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大会召开的当天成立。会后,根据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需要,《红色中     

乌蒙腹地 三省红都:七星关区

正七星关区地处乌蒙山腹地,扼川、滇、黔三省要冲,是毕节市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境内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誉为"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七星关区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1935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革命纪念地有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时创建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等革命旧址     

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三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一、二、四方面军，而无三方面军，是由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的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造成的。1930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国构想比较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发展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个重要阶段;前者持续时间较长,相关研究也比较深入,而后者持续时间非常短暂,前后不足一年,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二者名称相似,联系密切,有时甚至会被混为一谈;本文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二者在阶级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有显著区别;而从这些区别的分析中最终评判出二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进程所起的不同性质的作用,这也是本文的最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