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证据 锁定涉黑犯罪组织——从“赵晓东案”谈涉黑犯罪的组织性证据的搜集固定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有一部分黑社会性质特征较为明显的犯罪组织未能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罪处罚,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发现具体犯罪行为人,控制、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证明其“组织性”的证据收集与固定缺乏经验。现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结构大多是以各成员的口供相互印证加以明确的。很难再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认定

近几年来,虚报注册资本现象非常严重。由于《刑法》第 158条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内涵有些模糊抽象, 而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公、检、法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故意、客观要件等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犯罪主体的认定 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是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或个人,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58条没有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骆劲松：安防行业充满了奥妙与玄机——骆劲松与他的安防“围城”情结

骆劲松，38岁，我国第一代安防人，在安防行业打拼了十多年，其间他选择离开过，如今又回到这个行业。用他的话说，对安防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     

英国公用事业改制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英国城市公用事业,从19世纪的私营开始,经过19世纪中下叶的市营,再到20世纪40年代的国有化进程,逐渐把英国的公用事业与纯粹追求利润的一般工业区分开来,照顾到其公益性目标。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则再度把城市公用事业出售给了私人。在这个看似圆圈形的发展进程中,涉及公用事业的两次转型。这几次转型中的公正性主要是通过三个原则来保证的:一是依据法律来实行公用事业的转型;二是设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三是照顾私人的利益,防止侵犯私有财产的权益。由此基本上做到了既保护了公众的利益,保障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又大体保护了国有资产,防止其贬值或无端流失。当然,其中的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     

德勤“本土化”之困

不管德勤的全球首席执行官白礼德曾经下了多大的决心拓展中国业务,德勤在中国乃至全球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     

刑法主观主义之生成根基

刑法主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犯罪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犯罪治理策略取向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从而导致刑法主观主义生成并渐趋强势。刑法主观主义并非只是为了作为客观主义的对立面而生成,而是对时代变迁的必然回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