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环境保护的法治努力

2013年8月，《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自2012年该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公开以来，就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无论是对于“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还是“污染环境人刑”等问题，很多人通过网络各抒己见。一个曾经“冷僻”的法律领域，近来却成为了热门。究其原因，对于更多的人们而言，无疑是环境污染已开始“入侵”到每个人的生活，关乎每个人的生存。     

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

从秦汉到清末的中国社会,是以先秦法家理论为基础的专制法治社会。经历近代社会大转型,民主法治是它的必然归宿。民主法治就是西方的Rule of Law。这是自清末法制改革起,改革者孜孜不倦的追求。但由于有宪法而无宪政、当权者为个人私利玩宪法宪政、法学界缺少法治理论的系统探索以及法律职业团体缺乏信仰、没有道德准则等,导致法治近代化的艰辛曲折。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民主法治毕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最终一定会实现,"不分政党、不分官民,一断于法",当作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前奏。     

中外立法后评估制度比较研究

立法后评估是当前世界各国都已普遍采用并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要是用于在法律法规实施以后,运用动态的方法来检验立法质量,提高立法效果,从而达到立法的最终目的。近年来,我国各级立法机构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积极探索立法后评估这一项制度。其中,通过研究国外成熟的立法后评估制度是较为有效和相对简单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我国与国外的差异,借鉴、吸收国外的优秀、先进的部分,弥补我国目前在立法后评估制度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从而最终建立和完善我国立法后评估制度,提高我国的立法质量,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

将法教义学定位为"现行实在法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与立法没有关联。反对"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主张可以被归纳为四个命题,它们都源于对于法教义学本身的错误理解。法教义学既具有稳定化和整合功能,也具有革新功能。在此基础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作出贡献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法的双重因素和追求立法的科学化。一方面,法教义学可以影响立法的内容,其影响途径又分为三种,即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间接为立法提供支持,以及对立法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也可以影响立法的体系,这种结构性影响更加稳定和持久。因此,在规范性的意义上,离开法教义学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立法的形成空间,而只是意味着要对立法者的权力进行理性限制。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再论财产罪保护法益

在刑法理论上,对所有权人采取盗窃、诈骗、抢夺等非法手段取回他人合法占有的本人财物是否构成财产犯罪观点不一。此类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背后涉及深层次理论问题。研究此类案件的价值有两点:一是从宏观层面上讲,法律人按照刑法理论和刑法规范得出的结论无论多么符合逻辑,如果与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不相符合,是以法律人的解释为标准处理案件,还是以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为标     

建筑外围护结构防水方法探讨

本人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在分析了目前的主要防水方式,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屋面种植,改进过的挑窗法,增设挡雨板等三个新方法希望为今后的建筑物防水提供理论依据与可行途径.     

交强险的功能定位及其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制度背景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侵权责任法》共同构成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制度背景。以这些立法为背景,此类案件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态:首先,法律关系多样化。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强制保险关系、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又涉及到侵权责任。其次,由法律关系的多样化带来了法律适用的多层次     

从升堂到开庭的岁月

上海现今撤销了卢湾区和黄浦区,建成了新的黄浦区。地域范围扩大了,但是新建成的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没有征土地、造新楼,而是将两座废弃的旧楼,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加以利用。院方的抉择不仅是一个公共资源节约的问题,它还体现了该院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和追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旧楼,它是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额计算问题的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数额计算问题在学界中争议颇多。司法解释中的计算模式所采用的标准并不统一,两种计算模式也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在"已销售"与"未销售"两种情形并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以一罪论处,并通过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来解决犯罪数额计算中的疑难问题。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不仅切实贯彻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还克服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两种计算模式的弊端。在犯罪形态的选择上,当销售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既遂形态认定;当销售金额未达到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未遂形态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