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一般法定解除条件探微

违反从给付义务必须达到相对人的合同目的因此而落空的程度才允许解除合同。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尚无废除的必要。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被解释为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在金钱给付作为合同标的场合,付款迟延情况下的解除合同必须从严把握。     

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合同受挫原则在英美法中的形成与发展

英美法中的“合同受挫”理论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一，“合同受挫”学说于19世纪后半期萌芽产生于英国的司法实践，并发展为当事人对合同义务“履行不能”及合同的“目的受阻”两种情形。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一版对“履行不能”和“目的受阻”的规定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履行不具有经济可行性”概念的认可使该概念可以发展成独立的规则。     

论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与需要

人类主动而不能自控地被赋予了角色,在和外部环境进行长期交流联系中产生了需要,根据主观需要并结合客观外部环境在头脑中形成了对客观的反应,人类历史的意义就在那最终的对客观环境的反映中体现出来。     

论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

社会救助制度中的行政给付程序法治化可以保障行政给付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范裁量权行使、提升行政给付效率,特别是有助于建立行政主体与给付相对人合作型行政。在行政给付程序设计上,究竟是以申请人为本位还是以行政机关为本位,或者以利益平衡为追求指向,既能兼顾尊严和公平,又能实现效能,行政机关给付目的的取舍相当重要。我国社会救助立法中的行政给付程序制度诸多不足,必须在《社会救助法(草案)》制定中予以完善增加受助对象的权利条款;倡导亲民行政程序;扩大听证程序在社会救助中的适用;规范社会救助的调查程序。     

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中的常见问题研究

对特定类别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在审查逮捕时应明确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对于共犯形态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审查逮捕时如发现有遗漏追究部分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情形,应通过立案监督程序建议公安机关对未立案的共犯予以立案追究;审查逮捕信用卡诈骗案件,应特别注意对诈骗数额、银行催收、退款情况以及非法占有目的四个情节方面的证据审查。     

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

教学对象：基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员明确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从而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练好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     

法人犯罪立法的批判性政治解读

自1987年通过《海关法》规定法人刑事责任以来,立法机关从未停顿过扩大法人犯罪范围的步伐。在1997年之后通过的一部特别刑法与八个刑法修正案之中,有近半的条文规定了新的法人犯罪。但事实表明,日趋严格的刑事立法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与死刑立法相似,徒具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对当前法人犯罪立法的政治解读表明,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而言,受到刑罚制裁的概率很小,而且犯罪成本很低。但是,法人犯罪立法的扩大,能够将公众注意力从制度本身转移至孤立的事件乃至个人,能够为选择性执法提供更多的机会,并减少法人乃至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关于实践的探讨

人类基于自身形成和提出实践问题,实践包括“精神—物质”型实践、异体式“精神—精神”型实践、同体式“精神—精神”型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异体式“精神—精神”型实践、同体式“精神—精神”型实践不断凸显,它们同“精神—物质”型实践的相互结合与渗透逐步强化,而中国曾经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实践的价值和目的,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承接过去、维系现在、开辟未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     

论专利说明书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作用—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博弈为视角

由于专利制度以公开换取垄断的契约作为理论基础,故可以从合同角度,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博弈关系入手分析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解释的法理基础。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权利要求的术语存在特定含义、或者说明书明确放弃某些技术方案、或者权利要求所包含的某些技术方案无法实现、或者权利要求的术语存在多种含义等情况下,才应当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如果权利要求可能有多种解释方法,应当采用能够将实施例包括在内的解释,即权利要求解释的结果应当能够将实施例包含在保护范围之内。在综合考虑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后,明显不能成立的技术方案不应解释在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