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时代网络服务提供者二要素融贯性重释

《民法典》第1197条赋予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创设了过失侵权，进而使得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问题上产生了融贯性难题。我国的避风港原则源于对美国的移植，移植变异的原因在于，我国将美国版权法中的三重独立责任一概变化为连带责任。为实现连带责任的融贯，需要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失侵权以《民法典》第1171条解释，将教唆以《民法典》第1168条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客观推定主观的方式列明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心态的判断标准，有的条款需要调整，有的需要废止，个别瑕疵需要修正。针对我国避风港原则规制一切网络侵权的模式，未来可以统一注意义务，或者针对不同的网络侵权类型赋予不同的注意义务。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

要正确认定无效行政行为，必须重视法学方法的运用。概念与类型是认知思维的两种基础形式。就概念而言，应以利益衡量论考察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令无效行政行为的本质内涵得以厘清，使认定结果具有实质妥当性。就类型而言，应以融贯论思考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的关系，令前者的解释以后者为基点而展开，使无效行政行为类型化获得法律体系内部相关规则的支持与证立。在明确概念和类型的解释方法后，可采用双阶考察法具体操作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即先通过融贯论联结无效类型与撤销类型，使二者始终处于整体观察范围之内；再通过利益衡量论考察系争瑕疵是否符合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进而决定其应涵摄至无效类型还是撤销类型。     

国企法律规制的理念转型与体系融贯

我国国企法律规制遵循“营利本位”理念并以“双轨制”体系而展开。“营利本位”理念无法契合我国新的改革主题下国企公益性的要求，应当向“公益本位”理念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企公益性的概念界定、正当性来源与实现方式等基础性问题亟待阐释。同时，“双轨制”体系中存在公法与私法不融贯的难题。这一难题应借由公法私法交互支持秩序框架予以克服，即不再将公法与私法简单地看作两种对立的法律形式，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将二者视为为了完成共同任务互相补充与支持的规制手段。这一抽象框架还需要在不同维度下对“双轨制”体系的内容分析予以填充及具体化。     

生成式AI的融贯性法律治理——以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为例

随着大规模数据和算式的增长,以及算法的不断优化。围绕生成式AI的前景,存在着支持、反对、中立等不同态度,这些态度背后隐含着认知根源、经济考量和权利思考。立足于法律3.0的融贯性治理注重国家法律、行政规制和技术方案之间的融贯,为治理生成式AI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融贯性治理中的“融贯”,既是规范性融贯,强调法律规范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也是整体性融贯,强调将技术方案融入规范,进而使得技术方案与不同层级规范和引领这些规范的原则与价值得以融贯。在面对以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时,可以尝试将AI和区块链作为技术方案对其进行治理,也可以通过自我规制和外在约束培育建设“有道德的”AI,还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助力生成式AI的发展。生成式AI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基本能得到有效应对,对于它带来的现实、急迫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可以进行融贯性治理。     

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

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成立的认定涉及两组规范关系的处理：一是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的规范适用关系；二是规定侵权责任成立构成要件的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与引入利益权衡方法的民法典第998条的规范关系。其中，对于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规定的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保护规则导致第1165条第1款与第69条第1款在适用上的紧张关系，应在现行法秩序内外在体系融贯的视角下通过目的扩张解释第1034条第3款“没有规定的”内涵来解决。对于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规定的责任成立构成要件与民法典第998条规定的利益权衡方法之间的规范关系，应在赋权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的体系协调下确定，将能够清晰界定事实构成的个人信息侵害行为通过预先概括规定标准性事实构成要件+正当理由的例外检验模式来判断相应的责任是否成立，将那些不能清晰界定事实构成的侵害行为，通过利益权衡方法评价其在侵权责任法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