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法律冲突时的利益衡量

情理与法律,既相对立,又相统一。情理是法律的基础,而法律是情理的升华与体系化。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使命,就是发现、阐明并应用蕴含于法律规则之中的“理”。这种理是法律的精神力量所在,也是司法权威的精神来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在掌握法律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无形的法律精神。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去弥补和完善法律存在的不足,能够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和谐统一。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冲突与调和——基于亲情案件引发舆论争议的思考

亲情正义与规则正义的立论基础不同,导致涉亲情案件中依法律规则的裁判结果与社会的情感评价可能冲突。亲情正义强调亲情伦理,思考问题充满感性和区别对待,更注重亲情带来的义务要求。而规则正义强调法律至上、理性思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注重平等对待。为弥合二者冲突,借鉴不同地方的法治经验实属必要。立法和司法也应更积极回应亲情正义的要求,清晰界定涉亲情案件中对事、对人的适用范围,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如此方能实现法律与情理的合理互动。     

善的求索:道德合理性的向度及其达成路径

道德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受制于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一合理性表现为与事理、情理和法理的契合。此三者,构成了道德合理性的具体向度。在事理上,要提升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对道德建设进行自觉反思,努力探究并昭示道德的内在依据;在情理上,要从"源头"上确保道德与情理的契合,将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培养行为主体情感和能力;在法理上,要对法治建设进行道德上的合义性论证,进而确立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并运用法治思维进行道德建设和实践。     

假如阿Q当年没死

假如阿Ｑ当年刑场遇赦 ,没有被砍头———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解放那年他应该是六十七八岁 ,真可谓“老Ｑ”了。他肯定分到了土地、房屋和农具 ,搬出了土谷祠 ;而且完全可能有了老伴 ,当然不是吴妈。他的老伴少说也得五十多岁 ,所以肯定有两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她得带着 ,虽然也二十出头了。到了Ｑ家就得认阿Ｑ为爸。趁翻身解放的大好时机娶儿媳妇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 ,小Ｑ必应运而生。老中小三Ｑ在未庄挺起腰板 ,虽然还得过穷日子 ,但总不会再受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气了。一家三代人扭起秧歌来 ,未庄人的掌声和笑声一定是少不了的。…     

帝王后宫里的秘事逸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妻妾之众，可以想象。那么，她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在一些影视文艺作品中，对这个神秘的“禁区”，随意杜撰，造出许多不近情理而又离奇的故事来。有的说，皇上每夜都要“召幸”一位后妃，要召某妃侍寝，由太监背着或抬到皇上下榻处侍寝，也有的说皇帝人寝被角不裹，被召幸的妃嫔脱光衣服后，就从脚下爬进去等等，这些都是不近情理，凭空臆造出来的。     

清代民事审判的依据

清代民事审判依据学界观点颇多,本文主要分析两派代表性观点,在其基础上考察情理法的内涵,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来考察二者关系,从而最终得出情理和法皆为司法裁判依据,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导致了两派学者观点的对立,两派学者实质上是无分歧的。     

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情理结合

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深入研究员工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 ,真心关心、体贴员工。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导之以行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促进各项工作的持续发展。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存在与选择:基于司法认同的实证分析

作为国家公共行为的存在,司法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主要倾向,折射出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的权威期待和信任托付。社会公众的司法认同生成司法公信,而认同的理由则是司法公信建设的落脚点。法理与情理、法官与清官、说理与说法等三对范畴的统一是司法走向公信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