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应选择以<商事通则>为统率,以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商事关系的商事立法模式.在此立法模式下构建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应当遵循保守与超越的基本理念,这是由于新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模式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商事通则>中商事主体的概念应以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要素,超越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的确定模式;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消极资格,放宽对商事主体营业能力的要求,超越传统商法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商事主体的范围上,以民事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基础,尊重我国的社会现实,不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范围.     

立法行为能力的内涵、构成及提升路径研究

从立法能力入手，逐渐剥离出立法行为能力，该理论的确立具有适当的政策理论支撑、合理的法理基础和必要的实践需求。立法行为能力是立法主体通过自身的立法行为，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立法职权具体化为法律法规的能力，涵括政策把握能力、立法项目选择能力、立法项目调研能力、法律草案起草能力、与多元主体沟通能力和法律法规的解释能力等。对立法行为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有立法理念、知识、技术、经验等内部因素；又有立法体制、立法环境等外部因素。立法质量是评判立法行为能力的外在标准。地方立法主体立法行为能力的提升，有赖于从立法主体的建设与法律、财物保障、社会氛围培育内外两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矫正

我国民法将监护作为补足自然人行为能力之手段，导致监护被行为能力侵蚀和遮蔽，于功能上由关爱走向限制。法律剥夺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的自我决定权，致使被监护人不得不托庇于监护人。《民法典》引入意定监护，本为克服法律整齐划一规定之不足。但由于与行为能力挂钩，意定监护困顿于监护人选择的狭窄视角，极大地减损了功能矫正力度。解开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结，需要找寻在不违背基本法理情况下将意定监护与行为能力脱钩的办法。通过目的解释，经由解释论路径重构行为能力与监护关系，使意定监护回归本人利益保护这一立法目的，系可行的路径。对《民法典》第28条和第33条作目的性限缩，将其限于自然人行为能力欠缺情况下监护的适用；而将行为能力非欠缺时的监护，视为一个立法未予规定之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运用民事法理和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调整，系可行的方式。